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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威蘭.瓦格納

　　提要：幾十年來日本邁向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的步伐似乎不可阻擋。但在1990年日本式的經營模式卻在突然之間跌入萬丈深淵，原因主要在于腐敗、低效率的金融體制。日本正對其進行改革，但傳統(tǒng)的力量可能更強大。

　　日本的資本主義在哭泣。1997年11月，當山一證券公司董事長野澤含淚宣布這家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破產時，他的許多被震驚的同胞也在電視機前抽噎�！叭毡竟�司”體制似乎走到了盡頭。

　　　 “日本公司”，先是外國經濟學家，最后連日本人自己也用這個概念指稱日本獨特的、將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混合模式。二戰(zhàn)以后，這個國家就像一個碩大無比的公司一樣發(fā)展成世界第二大工業(yè)國。1.2億居民對內精誠團結達成共識，對外則進行殘酷無情的擴張。從5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生產的廉價汽車、輪船、電視大量涌入世界市場，自鳴得意的西方競爭對手感到極度震驚，受到刺激的亞洲鄰國則紛紛仿效。連向來以冷靜著稱的經濟學家，在談到日本經濟的話題時也像戰(zhàn)地記者一樣亢奮。所有一切都給人這樣一種印象：21世紀將成為日本模式資本主義的世紀。

　　但無論是外國的欽佩者還是陶醉于成功之中的日本人自己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雖然“日本公司”模式在這個國家趕超西方工業(yè)強國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但當日本實現(xiàn)目標、發(fā)展壯大之后，這個體制就像過時的衣服一樣已不再合身。

　　日本追趕西方的進程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起步。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從當時正處于上升階段的普魯士引進了軍事制度和專制憲法，從英國和美國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由于日本缺少有冒險精神的商人，已演變成政府官僚的前武士階層就自己開辦礦山、造船廠和紡織廠，后來又把它們從國家手中據(jù)為已有。日本的巨型康采恩，即通常所謂的“財閥”，就是從這些企業(yè)中發(fā)展進來的。

　　到本世紀初期，日本已經發(fā)展成為亞洲的領導國家。在1904／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中，日本又打敗沙皇俄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非白色”民族打敗西方列強。這次輝煌的勝利對日本經濟發(fā)展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進一步推動了日本的工業(yè)化進程，日本公司，尤其是電氣和化學生產廠家，迎頭趕上了在戰(zhàn)爭中衰落的歐洲公司。

　　但是國家繼續(xù)迫使越來越貧窮的佃農工業(yè)化，窮困人家被迫把女兒賣給工廠做工或者賣到妓院里去。民眾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作為這種不滿的代言人，主要是從農家子弟招募士兵的軍方迅速倔起。它的仇恨首先集中在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大財閥身上。這些貪婪成性的家族公司像章魚一樣把觸角伸向全國，從電影到大炮，幾乎沒有它們不生產的東西。以三井為例，它有70多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又有數(shù)以百計的下屬公司，國內外雇傭的員工人數(shù)多達lOO萬。在1941年前后三井已發(fā)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它與三菱一起用錢買通了歷屆日本內閣。

　　為擺脫經濟危機，日本財閥掀起肆無忌憚的出口攻勢。在軍事上日本也走上一條與美國對抗的道路。為了把國內危機轉嫁到國外，日本的將軍們制訂了建立“日本人的大東亞”的長遠計劃。1931年，軍方未經天皇批準擅自襲擊滿洲并成立傀儡的“滿洲國”。1937年，將軍們又策劃了對中國的全面戰(zhàn)爭。

　　日本軍隊把被占領的滿洲國變成國內軍火工業(yè)的大型試驗場。在軍方的推動下，日本國有企業(yè)開始試驗統(tǒng)制經濟的新方法。軍官們將他們在德國和蘇聯(lián)學到的模式付諸實踐。他們的試驗得到所謂的改革派官僚的幫助。這些人在1945年后日本重建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包括日本戰(zhàn)后最重要的首相之一的岸信介。從1930年到1940年間，重工業(yè)在日本經濟中占的比重從35%上升到65%。改革派官僚把資金和原料分配給超國家的卡特爾，同時又竭力減少財閥家族對經營事務的影響力。在這個替代過程中他們在生產和經營管理上做了大量新嘗試，其中許多成為戰(zhàn)后“日本公司”公認的顯著特征，如工作崗位保障等。

　　但日本軍方喪心病狂的擴張計劃最終使改革派官僚的設想成為泡影。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接著又迅速占領整個東南亞，宣稱要建立反西方的“大東亞共榮圈”。但超級大國美國的工業(yè)力量遠遠超過日本。盟國依靠海上優(yōu)勢切斷了日本與亞洲殖民地之間的原材料供應線。到戰(zhàn)爭末期，美國甚至已用不著再轟炸日本本土的鋼鐵廠。這個帝國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已徹底破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zhàn)敗投降，但對日本經濟的規(guī)劃者來說這毋寧是一種解放。在擺脫軍方的束縛之后，他們立即不失時機地運用經濟手段繼續(xù)日本的趕超西方之路。與同樣被占領的德國不同，美國占領軍讓日本政府繼續(xù)留任，并在審判戰(zhàn)犯時庇護了大量官僚。日本的戰(zhàn)爭經濟學家們受勝利者的委任繼續(xù)為工業(yè)界分配少得可憐的原材料。他們很快就習慣了與占領者打交道：許多美國專家都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tǒng)“新政”的反托拉斯政策的追隨著，他們計劃在日本繼續(xù)嘗試這種在美國國內很大程度上陷于失敗的方案。

　　美國人的改革重點是解散財閥。日本軍方和改革派官僚從來沒能做到使財閥完全屈服。這些公司的資本在戰(zhàn)爭中翻了兩番�，F(xiàn)在，日本計劃者無法實現(xiàn)的東西卻由資本主義的美國人完成了，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他們至少從形式上解散了財閥，剝奪了三井、三菱等家族對企業(yè)的控制權，聘用更年輕的經營管理人員。美國人在無意中促成了日本戰(zhàn)后平均主義社會的形成。在這個社會中幾乎所有的人都算是中產階級。新一代企業(yè)老板作為公司集體的代言人出現(xiàn)。公司所有人都為集體的成功而不是個人的利益而埋頭苦干。

　　在朝鮮戰(zhàn)爭中日本從美國供應基地的角色中獲得好處。它向美國軍隊提供了價值24億美元的坦克配件、其它技術設備和棉被等等。日本通產省充分利用了這種繁榮。由于美國允許日本隔離于世界市場之外，通產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樣扶持日本工業(yè)企業(yè)。它先是通過數(shù)以億計的貸款和稅收優(yōu)惠政策促進重工業(yè)，如鋼鐵、造船和汽車制造業(yè)的發(fā)展，后來又把范圍擴展到計算機和生物技術領域。

　　如果沒有通產省的扶持，日本的汽車制造業(yè)在1953年時就會徹底衰落。西方公司在當時統(tǒng)治了整個日本市場。但通產省決心建立自己的民族汽車工業(yè)。它先扶持本國生產廠商的發(fā)展，接著讓它們相互競爭市場份額，為出口做訓練。1957年豐田公司出產的“皇冠”轎車勇敢地駛入美國。這次出擊太早了，汽車在美國高速公路上拋錨，豐田公司不得不退出美國市場。但1961年豐田公司卷土重來，并牢牢地站穩(wěn)了腳跟。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1960年向國人許諾，人均國民收入將在10年之間翻一番。事實上最后增長了兩倍，遠遠超過了這個目標。在這期間日本經濟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1968年日本超過聯(lián)邦德國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工業(yè)國。

　　增長取代了在美國占領軍壓力下走下神壇的天皇，成為日本人新的頂禮膜拜的對象。池田首相走到哪都隨身帶著一臺收音機，以便能隨時聽到股市的消息。為增強員工的忠誠意識和避免勞資斗爭，企業(yè)和國家提供工作崗位保障，實行終身雇傭制。作為回報，工會接受工人工作日長和假期短的現(xiàn)實。公司取代傳統(tǒng)的儒教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它提供住房，介紹對象，支付養(yǎng)老金。日本人最終將市場經濟與傳統(tǒng)的中世紀村落社會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在封閉的國內市場上，日本公司能夠以高于國際市場數(shù)倍的價格從消費者手里賺錢。這樣它們就能不受干擾地為發(fā)動出口攻勢做準備。在通產省的指導下，日本公司選擇了一些低價、可大批量生產的產品作為出口的主打產品。與它們傲慢自負的競爭對手不同，日本公司不以吸收外國技術工藝為恥。日本工程師最擅長的本領就是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模仿超過他們學習的對象。從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簽署了約4.2萬項引進西方技術的協(xié)議。日本僅花了170億美元的微小代價就買到了通過高科技時代的通行證。

　　從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與世界其它地區(qū)的貿易緊張關系不斷加劇。雖然這個資源匱乏的國家?guī)缀跞�部原油都靠進口，但卻很少進口成品。1964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后，日本雖然不得不廢除大多數(shù)進口配額，但又通過高關稅和官僚主義小手腳使市場更加封閉。與此同時，緊密交織在一起的企業(yè)集團連通一氣，通過種種手段合伙排擠外國競爭對手。

　　 1971年，由于與日本的貿易逆差急劇增長，美國政府終于忍無可忍。尼克松總統(tǒng)宣布對進口加增10%的關稅，并放開美元匯率，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讓來自日本的進口產品變貴。在這場在日本被稱為“尼克松地震”的沖擊之后緊接著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進口原油價格上漲使資源醫(yī)乏的日本陷入劇烈的通貨膨脹之中，絕望的家庭主婦甚至瘋狂搶購囤積手紙。日本經濟自二戰(zhàn)以后首次出現(xiàn)倒退。

　　但這次危機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在所有的工業(yè)國家中，日本人干得最多，卻生活得最苦：住在狹小的木房子里，洗衣機經常只能放在大街上；每天擠像沙丁魚罐頭一樣的地鐵上下班；許多人死于環(huán)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日本的政治家沒有想過開放這個國家和刺激消費，他們把一切寄希望于國家。從1972年起，田中角榮首相通過一項所謂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建筑工地。

　　日本挺過了石油危機并在國外制造了一種危機之后變得更強大的神話。通過嚴厲的節(jié)約能源措施和采用新的生產方法，日本工業(yè)企業(yè)大幅度降低了生產成本。盡管取得成功，但日本仍像發(fā)展中國家一樣抵制進口。在石油危機后十年內日本的出口盈余增加到接近1000億美元。

　　作為世界自由貿易中的“搭踏板車者”，日本在美國和歐洲國家激起的恐懼甚至超過了蘇聯(lián)。就像在裁軍會談中對蘇聯(lián)所做的一樣，西方也敦促日本“自愿”地控制一下它的出口。日本屈服了。但日本生產廠家紛紛通過在歐洲和美國建廠來擺脫政府的限制。例如，當東京已無法再推遲開放肉類市場的限期時，日本公司就馬上在澳大利亞購買了許多養(yǎng)牛廠。

　　美國繼續(xù)施加壓力。為提高日本出口產品的價格。美國在1984年的廣場協(xié)議中規(guī)定提高日元對美元的匯率。這刺激了日本泡沫經濟的發(fā)展。它造成的后果使日本直至今日還深受其害。在從1986年1月后短短13個月中，日本央行就將基本利率下調了7次。日本公司采取各種方法將它們的資本成本事實上降低到了零。在那之前，日本生產廠家一般把融資事宜委托給國內銀行，現(xiàn)在它們也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財之道”。日元升值使日本公司擁有的不動產的賬酉價值急劇上升，它們以此做擔保從銀行獲得的貸款也就相應增多。它們就用這些資金建造新工廠，發(fā)動新一輪出口攻勢。

　　在日元升值的幫助下，日本公司進一步擴建它們在亞洲國家的“橋頭堡”，促成了所謂“亞洲奇跡”的出現(xiàn)。從50年代起，日本就有目的的擴大在戰(zhàn)時“大東亞共榮圈”所包括地區(qū)的經濟影響。從70年代后期起，日本廠家開始把生產向這些低工資國家轉移。經濟學家把亞洲國家的發(fā)展比作一個雁群，在頭雁，日本的帶領下呈階梯狀飛行。

　　1990年，日本的“泡沫”爆炸了。日本央行在一年之內把利率下調了lOO%。國際投資者迅速將資金撤走：東京股市’在一年之內下跌54%。房地產市場價格隨之急劇縮水。日本的銀行第一次坐在了不良信貸的火山口上。但政府卻低估了這次危機的嚴重程度。它不是立即通過改革對已不堪重負的金融體制進行整頓，而是寄希望于宏觀經濟自身的復蘇�！叭毡竟�司”在1990年面臨著像東歐前共產黨國家同樣巨大的挑戰(zhàn)。與東歐國家改革者不同的是，日本官僚階層在是否放棄他們的計劃經濟權力的抉擇前退縮了。

　　日本陷入危機。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但成效不大。公司和銀行破產增加，失業(yè)率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水平。國家預算出現(xiàn)巨額赤字。1999年國家新舉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高達10%，是歐盟馬約標準的3倍多。

　　由于政府不再能夠保障經濟增長，“日本公司”的共識基礎發(fā)生動搖。1993年夏，日本國民收回對長期執(zhí)政的自民黨的信任，一個由反對黨和分裂的自民黨成員組成的聯(lián)合政府接管了權力。日本政壇突然吹進一般請新的空氣。但日本進行徹底變革的希望在不久之后就再次歸于破滅。

　　但日本現(xiàn)在總算清楚地知道它所缺少的東西是什么。雖然日本出產的電子寵物和錄像機風靡世界，但電腦的智能部件，如微處理器和軟件卻多數(shù)是美國公司生產的。日本通產省官員抱怨說，這個國’家缺少一個“日本的比爾·蓋茨”。日本后果最為嚴重的失誤出現(xiàn)在因特網的發(fā)展上：日本工業(yè)巨人長期把目光放在娛樂性電子產品的生產，從而錯過了自蒸汽機發(fā)明和福特首創(chuàng)汽車流水線生產以來新一輪工業(yè)革命的機遇。在美國硅谷的軟件生產商在幾年之內就為因特網制訂了工業(yè)標準之時，日本人還在一臉茫然地觀望。

　　日本工業(yè)之所以被競爭對手美國甩下，這個國家腐敗和低效率的金融體制負有主要責任。繁瑣復雜和陳舊的規(guī)章制度阻塞了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新生企業(yè)獲得風險資本的可能性。

　　去年夏季，全球金融市場都高度緊張地關注著日本。人們擔心日本不堪重負的銀行系統(tǒng)有可能引發(fā)一場世界性的金融動蕩。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東京被迫拿出60萬億日元整頓金融部門。日本就像是一艘遭到破壞的船，正竭力把低效金融系統(tǒng)中的壓艙物扔出船艙。

　　大約在10年之前，日本大藏省財務官(木+神)原英資還在為“日本戰(zhàn)勝資本主義”而歡呼。不同于西方傳統(tǒng)資本主義的獨特選擇在日本戰(zhàn)后重建過程中運轉良好。但是，在全球化進程中，日本資本主義模式所帶有的民族主義排外情結卻成為一種最大的生產環(huán)境劣勢。

　　毫無疑問，日本工業(yè)在長年重病之后仍會再次倔起，而且時間可能比現(xiàn)在看起來的更快。但是，它所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嚴峻考驗并不會消失，而只是被推遲了；中心問題依然沒有答案：日本的共識社會是否能夠承受向一個以個人為中心、開放的資本主義的轉變?只有一點看來是肯定的：作為“邊緣人”的日本在未來將繼續(xù)向西方發(fā)出挑戰(zhàn)。(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