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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軾的老伴趙燕玲已經(jīng)75歲了,除了視力略有不濟外,身板硬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大大小小五個房間,里里外外的家務(wù)事,基本上都由她一個人操持,她樂此不疲,也游刃有余,覺得保姆反倒不怎么靠得住,于是家里一直不雇。
最近幾個月,趙燕玲發(fā)現(xiàn),打到家里的電話忽然比往常多了起來,除了來自學界、媒體等的邀請外,很多電話指名道姓要找茅于軾,在這些電話里,對方不問青紅皂白,先是扯著嗓子劈頭蓋臉一通亂罵,然后不等主人辯駁,“哐當”一聲就掛掉了。
確實,從炮轟18億畝耕地紅線、建議取消經(jīng)適房到“廉租房無廁論”,茅于軾屢屢拋出重量級言論。
茅于軾顯得輕松得多,他總是一笑說,以前比這嚴厲得多的大批判都走過來了,這些算不了什么,不用在乎。
罵我是他們的權(quán)利
茅于軾的家在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小區(qū)。每天早晨六點,茅于軾就起床了,從六點到七點,是他收發(fā)電子郵件并安排一天事務(wù)的時間,除非出差在外。七點過后,與老伴一起用餐,然后準備外出開會或到受邀地發(fā)表演講。倘若不外出,他便與老伴到公園散步,回來后繼續(xù)在書房伏案寫作,那臺筆記本電腦已經(jīng)陪伴他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大量的題詞、約稿、書評、推薦信讓他應(yīng)接不暇,雖然推掉了不少邀請,每天依舊忙得不可開交,甚至在就餐的時候,他仍舊在匆匆看報紙,瀏覽一天要聞。中午十二點是午餐時間,片刻午休后到傍晚六點晚餐這段時間,用來接待客人。晚上十點半、最遲不超過十一點,一天的工作結(jié)束。如此反復(fù),天天如此。
茅于軾的房子很大,但此前僅僅他們兩個老人居住,最近兒子從深圳回來,暫居在這里。書架分散在各個房間,上面除了各種書籍還有很多碟片,因為近年來聽力不太靈光,加之事務(wù)忙碌,酷愛西方音樂的他很少去接觸它們了。而兩位老人的合影幾乎在房間的任何顯著位置都可以看到,裝裱得浪漫而溫馨。茅于軾書房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書報和材料,留待批閱整理。從書房探頭向外,陽臺上的花開得很好,客人送來的百合香氣撲鼻,令人陶醉。
從《擇優(yōu)分配原理》引發(fā)學界關(guān)注,一直到與張曙光、盛洪等創(chuàng)辦北京天則經(jīng)濟研究所并屢屢拋出重量級調(diào)研報告,再到籌建小額貸款公司在灰色地帶艱難操作、專事西部扶貧的保姆學校尷尬招生,茅于軾近年來的諸多動作與言論,已經(jīng)成為公眾話題。尤其在最近一兩年間,他針對大量社會問題、經(jīng)濟現(xiàn)象發(fā)表的不俗言論,在獲取一些贊同時,更招致罵聲一片。
崇尚絕對市場主義的茅于軾認為,現(xiàn)在的社會太浮躁,糊涂人太多,理性思維太少,他已經(jīng)80歲了,走路不穩(wěn),聽力不行,好像已經(jīng)看到了生命盡頭的景象,沒有時間去傷心與駁斥了,只是抓緊時間去做自己認為最緊要而且正確的事情,而且他一點都不在乎這些批評與質(zhì)疑。
他說,罵人也是一種權(quán)利與自由,盡管粗暴,但需要尊重,而這些批駁,對于他的治學與處世,“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
兩種人討厭我
此前數(shù)年,茅于軾出席各種場合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絕少有助理跟隨。如果活動在北京舉辦,他甚至會堅持自己打車前往,謝絕主辦方派車接送。在他看來,“空車來、空車走,這一個來回就給北京制造了兩次堵車的機會”。
除非為了“換換環(huán)境、休息一下”,偶爾與老伴出去看看電影、聽聽京劇,茅于軾“生活即工作”。趙燕玲說,老實講,他為了什么?他真的是一心一意為了國家,為了人民。
茅于軾說:“討厭我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貪官污吏,一種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卻以為我在損害他們的利益,這樣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這種人應(yīng)該說是相當多的。”面對外界的批駁,茅于軾說,罵人也是一種權(quán)利與自由,盡管粗暴,但需要尊重。
“討厭我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貪官污吏,一種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卻以為我在損害他們的利益!
他認為,自己已經(jīng)80歲了,需要抓緊時間去做自己認為最緊要而且正確的事情,他一點都不在乎這些批評與質(zh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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