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接連有三家報刊的記者，不約而同采訪我，讓我談王小波。這提醒了我，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
畢：王小波活著的時候，是一個辭去公職的自由撰稿人，頭上沒有一頂來自官方的桂冠，出書費盡了周折，死后卻不但出了各式各樣的遺著版本，文章選進了不同的教材和讀本，民間和媒體對他的周年紀念也舉辦了多次。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
梁：因為和他是朋友，在他去世后，我參與過一些紀念活動。記得當時就有人公開發(fā)表意見，不要人為炒作，人為拔高。的確，意義不大的事被人為炒作的現象，在中國并不少見，輿論熱點里常有泡沫。但我當時覺得，人們對王小波的紀念是真誠的，對他作品的喜愛是由衷的，在他生前，社會對他的發(fā)現是不夠的，所以并不認為那些紀念活動過了頭。但社會上的王小波熱持續(xù)至今，不但那些反對炒作的人沒有想到，我也估計不足。
畢：王小波英年早逝，只活了45歲。他留下的作品，主要是幾部小說，兩本隨筆，此外還有電影劇本和少量社會學著作。在當代作家中，這并不算高產。他也沒擔任過任何機構的領導職務。對他的紀念，一周年也罷，五周年也罷，十周年也罷，都是民間自發(fā)的行為。媒體之所以選擇他作為專題紀念的對象，既沒有官方的背景，也不是商業(yè)的需要，親屬的安排，只是因為他仍然具有某種當代文化意義，他的作品仍然在讀者心里活著。
梁：說起王小波讀者的構成，也很有意思。在他活著的時候，喜歡他作品的主要是同齡人。而他去世以后，卻吸引了一茬又一茬年輕人。許多年輕人不但喜歡讀他的書，還要模仿他的風格寫文章，有人干脆自稱王小波門下走狗。這種情況在中國當代作家中不多見。
畢：從大的背景看，現在的中國，和王小波在世的時候，并無根本差別。現在的年輕一代，面對的苦惱、困惑，可能和王小波大不相同，但對自由的渴望是相通的，對真誠的向往是相通的。王小波討論的話題也許已經時過境遷，但他的表達方式，現在仍然需要。獨立的思考，風趣和智慧，可以成為年輕一代面對現實的精神力量。
梁：一個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主要取決于其作品，關鍵是作品要經得住時間淘洗。十年過去了，在中國當代小說家中，應當說王小波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雖然這個時間還不是很長，但一個當代作家過世十年后，還有人在談他這個人，談他的作品，至少說明這個作家對于這個時代還有意義。不是所有當代走紅的小說家都有這樣的命運。
畢：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現在說來是主流的研究者和同時代當紅的作家，對王小波并不重視。我們極少看到同時代小說家對他有較高的評價，也極少看到當代文學研究者對他小說的重視。在這方面，我個人以為很多當代作家的心態(tài)是有問題的。現在活躍的那些小說家，你仔細觀察會發(fā)現，彼此間沒有不互相恭維的。其實他們是一個整體，都明白彼此說好話的利益所在，所以當代作家之間基本是沒有批評的。余華寫了《兄弟》，同行有一些批評，但作家自己極端自負，根本聽不進去。所以不要相信現在還活躍的作家，他們是不是能經得起淘洗，要由時間來決定。在這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家中，只有王小波可以說有了定論，因為人們還在談論他這個人和他的作品。
梁：王小波其實根本就沒有進入當代主流文學的視野。從作家自己來說，他根本就沒有想到中國還有一個當代文學的圈子，就是有，他也主動疏遠，他自己是真正有獨立精神的。那些在既有體制內活動的作家，在精神上無法達到他的高度。
畢：我們在十幾年前就說過，王小波是真正為當代中國小說注入了新元素的作家，比如他最早的小說《黃金時代》。在所謂的知青小說中，這篇小說是最有深度的。王小波的語言和敘事方式中體現出的智慧及對現實生活的認識，在他同時代的小說家中，很少有人能達到。
梁：王小波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沒有和當代中國的文學，特別是體制內的任何文學活動及創(chuàng)作思潮發(fā)生過關系，這是他得以保持自己獨立性的一個前提。在當代中國小說家中，他可能是唯一從來沒有和現行文學體制發(fā)生過關系的人。一個當得起真正自由作家的王小波，在未來文學史上的地位會越來越高，因為他為當代中國的文學敘事和文學活動提供了創(chuàng)造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