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進步的愛國思想家有種強烈的振興中華的使命感，首先是建立在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之基礎上的。憂患意識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其思想的淵源，最早可追溯到殷周之際周朝統(tǒng)治者為解決對現(xiàn)實的憂患而產(chǎn)生的《易經(jīng)》。戰(zhàn)國時期形成的《易傳》中記載，“《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憂患”一詞的首次出現(xiàn)。此后，憂患意識連綿不斷，成為歷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時至晚清，生活在大動蕩、大變革、大轉變時代的思想家們，面對列強入侵、內(nèi)政腐敗、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嚴峻局面，憂患意識更加強烈。
魏源是晚清憂患意識的闡發(fā)者，他針對當時流行于政界、學界和思想界的昏昏然的“寐患”，發(fā)出了“人不憂患，則智慧不成”的警告。受現(xiàn)實社會危機的刺激，他重讀“六經(jīng)”，認為它們都是“圣人憂患之書”，并在《〈海國圖志〉序》中寫道：“憤與患，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如果說鴉片戰(zhàn)爭之前，魏源憂的主要是內(nèi)患的話，包括河患、江患、漕患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吏治腐敗、人才匱乏等等，那么，鴉片戰(zhàn)爭后他憂的主要是外患，即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這也是他編寫《海國圖志》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魏源同時代的徐繼畬，也是深懷憂患意識而寫成《瀛寰志略》一書的。王韜在《〈瀛寰志略〉跋》中指出：“中丞(指徐繼畬)之作是書，殆有深思遠慮也乎？其時罷兵議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習無事，而內(nèi)外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為諱，徒事粉飾，邇縫茍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則斥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無所設備，所謂諏遠情，師長技者，茫無所知也，況詢以海外輿圖乎？……中丞內(nèi)感于時變，外切于邊防，隱憤抑郁，而有是書，故言之不覺其深，切著明也。嗚呼！古人著述，大抵皆為憂患而作”。王韜之言，為精當之論。
到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起來。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力陳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險惡處境，要求“制洋器”，“采西學”，變法自強，并且警告清朝統(tǒng)治者，如果“有可自強之道，暴棄之而不知惜；有可雪恥之道，隱忍之而不知所為，計亦不獨俄、英、法、米之為患也，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為痛哭流涕者也！”其憂患之情溢于言表。成書于1893年的《盛世危言》同樣對當時中國面臨的危機憂心忡忡，該書的《自強論》曾節(jié)錄《國民報·公義第二篇》痛論時勢的一段文字：“今日事變疊來，未有終極，且將有印度、波蘭之慘，固非止某處而已……今日固天下臣民所宜同心并力，不能膜為他事待之他人者也�！对姟吩唬骸侍熘搓幱�，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兑住吩唬骸渫�！其亡！系于包桑’。我國民其何以自處矣！”
1894年爆發(fā)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轉折。堂堂“天朝上國”竟被“蕞爾島夷”的日本打敗，割地賠款、開放內(nèi)地，允許外國在華設廠制造，帝國主義列強隨即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嚴重的危急形勢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家勇敢地走上歷史舞臺，發(fā)出了“救亡圖存”的呼聲，使傳統(tǒng)的憂患意識進一步與近代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了起來，而具有了完全的近代意義。用梁啟超的話說：“中東一役(即甲午戰(zhàn)爭)，我?guī)煍】�，割地賠款，創(chuàng)鉅痛深。于是慷慨之士漸起，謀國之策者，所在多有”。在標志著維新變法思潮興起的《公車上書》中，康有為首先分析了國家所面臨的嚴重危局，“今東邊及臺灣一割，法規(guī)滇、桂，英規(guī)滇、粵及西藏，俄規(guī)新疆及吉林，必接踵而來”，其他列強也必“以中國之易欺”，紛紛仿法，因此“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接著，提出了四項應對措施，要求變法圖存。
1897年11月，德國強租膠州灣。接著，俄國強租旅順，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北強租威海，南強租九龍，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迫在眉睫。為了阻止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康有為一方面連續(xù)上書光緒，要求他趕快宣布變法；另一方面則發(fā)起成立保國會，并在保國會第一次集會上發(fā)表了激動人心的“救亡圖存”演說，痛陳中華民族在近代遭受的凌辱。他號召人們趕快起來保國，保種，保教，否則，等待中華民族的將是印度、波蘭那樣亡國滅種的命運。
時年方20多歲的梁啟超，目睹甲午戰(zhàn)后中國的民族危機，填了一首《水調(diào)歌頭》：“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尚牛灑，四塞已干戈”。這首詞字字血淚，慷慨悲歌，一位愛國者的憂國憂民之情懷，躍然紙上，讀來令人感慨不已。出身于官宦之家的譚嗣同，對于甲午戰(zhàn)敗是痛心疾首：“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從此他“乃屏棄一切，專精致思……因有見于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fā)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走上了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的道路，并最后血灑菜市口，為喚起民眾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留學過英國的嚴復，受中國甲午戰(zhàn)敗的刺激，“自是專致于翻譯著述�！悄晗挠小墩撌雷冎健�、《原強》、《救亡決論》、《辟韓》諸文”發(fā)表，成為維新變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繼維新思想家之后而登上晚清歷史舞臺的革命思想家，其憂國憂民之情同樣十分強烈。孫中山之所以能成為“振興中華”口號的提出者，首先就在于他有一種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他在《致港督卜力書》，他于揭露“政府冥頑”，“疆臣重吏，觀望依違”的同時，強調(diào)“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這些動情的語言，充分表達了一位愛國志士的滿腔悲憤和強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他之所以要反對清王朝，要革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外國列強奴役和掠奪中國人民的傀儡和工具，只有推翻清王朝，才能使中國免遭帝國主義的瓜分。孫中山一生充滿了挫折和失敗，上書李鴻章失敗，多次領導反清起義的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兩次護法運動失敗，但他能屢敗屢起，并且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而不斷前進。所以如此，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是其巨大的推動力。
自稱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于1901年東渡日本前夕，目睹八國聯(lián)軍入侵造成的國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作詩述懷：“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也正是這種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驅(qū)使他不到20歲就寫出了極富感染力的《革命軍》一書。只比鄒容年長5歲的陳天華，為了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使他們認識到中國面臨的險惡處境，從而激發(fā)起他們的愛國熱情，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警世鐘》、《猛回頭》和《獅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并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十言唱本”體裁，對“民族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進行了一字一淚地控訴，其憂憤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間。1905年底，為抗議日本政府頒布《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guī)則》，陳天華在日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在《絕命書》中他寫道：近來每遇一問題發(fā)生，大家都說這是中國的存亡問題�！邦檰栴}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關鍵是中國人自己。作為社會精英的留學生，如果“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他希望國人能力除“放縱卑劣”的惡習，而做“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的模范�！翱滞宦牰蛲�，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 (鄭大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