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絲眼鏡、穿白色中山服、華發(fā)叢生、身板硬朗……昨天，已經在重慶秘密“潛伏”了一天的著名作家王蒙，終于現(xiàn)身在公眾面前。無論是在上午的專題報告會上，還是在下午的新聞發(fā)布會現(xiàn)場，年屆七旬的王蒙再度發(fā)揮了文壇大腕的風采，對記者的提問也是收發(fā)自如。
重慶書市結合了讀書和出書
記者：作為全國作協(xié)副主席，你對本屆全國書市最有發(fā)言權？
王蒙：來重慶很多次了，這次感覺最熱鬧。重慶這兩年越來越有文化氣息，政府也倡導多讀書，讓整座城市開始有點書卷氣了。本屆書市辦得非常好，把讀書和出書結合了起來，是件特別有意義的事。當然，這還需要建立一種長效機制，讓這件好事情延續(xù)下去。
記者：這樣的活動增加了重慶的文化低蘊？
王蒙：是的，不過重慶從來就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不管是三國時代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重慶都曾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呵呵，你別說，我還挺喜歡吃重慶的美食，這也是一種文化。
王蒙曾經幾度辭謝文化部長
記者：您的第一本自傳《半生多事》主要講的是年輕階段，現(xiàn)在這部《大塊文章》呢？
王蒙：主要是講的1976年至1988年，我的經歷和一些對人生的感悟。其實這個階段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我莫名其妙當了官，也創(chuàng)作了《蝴蝶》、《風箏飄帶》、《活動變人形》、《雜色》等一大批作品。
記者：人最難的就是寫自己，您怎么看待這本自傳？
王蒙：寫自傳一定要勇于暴露自己，一定要真實，不管是光鮮的也罷，愚蠢的也罷，把真相告訴讀者，包括人生的種種起伏、矛盾。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訴大家，我絕對不是只講自己過五關斬六將，我還揭了自己的底。
記者：里面關于你出任文化部長的一段很受人關注，很少有人像您一樣把作家和官位兩者結合得這么好的。
王蒙：其實我書里也寫了，我當官是很矛盾的，曾經幾度辭謝，但卻沒有推掉。那時候我實在沒有時間寫長的文字，在三年任期滿后我就立刻希望離開文化部崗位。
銷量掛鉤中國作家貧富懸殊
記者：您最初出自傳時被曝200萬天價與出版社簽約，對現(xiàn)在作家收入方面怎么看？
王蒙：我先澄清一下，我并沒有直接就把200萬稿費收進了荷包，那只是預付定金。等到三部自傳出完以后，要是發(fā)行不好，說不定我還會掏錢來賠給出版社。
中國作家收入貧富懸殊很嚴重，收入和書的銷量完全掛鉤，現(xiàn)在有些書動輒發(fā)行200萬冊，要是每一本書的稿費僅2元，他們就可以得到400萬。
記者：您對現(xiàn)在文壇的年輕作家怎么看，是不是已經到了一個平民作家的時代？
王蒙：現(xiàn)在這批年輕作家的作品我沒有認真閱讀，但是從比較小的年紀就開始寫書，這本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還應該有一些激勵機制，建立一些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為什么這么有影響力？原因之一就是獎金高達一百萬歐元，而我們的文學獎獎金也就3萬元人民幣。
百家講壇既有硬傷也有價值
記者：現(xiàn)在《百家講壇》這樣的節(jié)目很受歡迎，這算不算當今文壇的一種潮流？
王蒙：這說明老百姓有一種對文化的期待，但是不要弄得太深了，需要用通俗的語言。
記者：但也有人提出它們在學術上有硬傷？
王蒙：在學術上可能是有硬傷，至于硬傷到什么程度，我不是很清楚。不過就算有，也不影響存在的價值。 (許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