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研究文化的博導朋友從河南洛陽社調歸來,竟大談起“新社會階層的文化訴求”!博導拿著一摞材料給我看他采訪的那位“新社會階層分子”的“2007年十大文化工程”——諸如要搞“河洛杜康文化研究會”,還要辦商校、建立博士后流動站、要修復杜康古井、“杜康古釀坊”、擴建杜康歷史文化博物館……看來這個家伙真的是要拿出一大筆錢搞文化建設。
于是,不知為何,忽地想起不久前在北京朝陽公園里,萬名搜狐草根博客齊聚搜狐博客大會的壯觀場面來。博客們興致勃勃地頂著毒辣的陽光,觀看會上頒發(fā)的各項博客大獎,看到李亞鵬、劉翔在內的明星博客均獲得大獎,當然也有草根博客獲獎。那天的會上還成立了博客基金,為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當晚還有盛大的音樂會。
在我等眼中,無論是“資本家”還是“知本家”除了追逐“利益最大化”,能有什么文化的追求?比如,搜狐博客大會不過是為了“搜狐3.0”的正式推出;而那“河洛杜康文化研究會”也不過是為了推銷杜康酒而已。然而,博導朋友卻連連搖頭:從這當中你沒看到“新社會階層的文化訴求”嗎?
何謂“新社會階層”?按照最近統(tǒng)戰(zhàn)部一位官員接受媒體采訪時的描述: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社會結構是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發(fā)展,新社會階層從無到有,嶄露頭角,他們多是從農民、工人、知識分子、轉業(yè)軍人中分化而形成。
當新社會階層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時,人們更多承認的是:這些人中積聚了大部分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領域,他們掌握或管理著相當大一部分資本,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而深藏在我等潛意識里的判斷卻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那是中國知識階層追求的最高理想。值得追問的是,“新社會階層”何來如此胸懷?何來如此的社會責任感?
關鍵還是要聽聽“新社會階層分子”自己的心聲。比如,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張朝陽在央視討論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中出現(xiàn)的負面信息現(xiàn)象時,的確有過一番不俗見解。他認為,一個博主在自己的博客里傳播一條負面的信息,當事人也許犯的錯誤并不大,但是經過網(wǎng)絡無限的傳播,殺傷力極大。一點小錯誤有可能被成倍地變大,由此而造成的社會壓力遠遠超過當事人所犯的錯誤。因此,每個網(wǎng)民都應遵守網(wǎng)絡自律。作為運營商和網(wǎng)絡的管理者自己更有責任倡導網(wǎng)絡自律。而河南杜康投資集團董事長劉更申在談到自己的責任時說:“我們所經營的不僅是一個企業(yè),更是一種文化,我們不僅是在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更是在傳承人類文明。每當我想到這種神圣的使命,都感到任重道遠。”
于是,又不禁感嘆:原來無論是海歸的IT精英,還是土生土長的農民企業(yè)家,這些個“新社會階層分子”每每總會想到“社會責任”,這大約是“新社會階層分子”產生“文化訴求”的由來吧。
關于企業(yè)家的“社會責任”,專家們早已有過分析。在國外,最著名的是日本的“經營四圣”之一稻盛和夫的經營理念:“企業(yè)經營的首要目的是實現(xiàn)員工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的話,那將是為某一個企業(yè)牟利的自私行為。作為社會的公器,企業(yè)有為世界、為人類盡力的責任和義務!痹趪鴥,阿里巴巴的CEO馬云如是說:“什么錢都賺的是生意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是商人,關注社會責任的是企業(yè)家。”然而,在傳統(tǒng)的觀點看來,企業(yè)家的核心理念之一無非是自利,那如此高尚的“社會責任”訴求又從何而來呢?
有學者認為,就中國企業(yè)的情況看,最初人們進企業(yè)也許只是為了賺錢,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后,卻越來越迫切需要精神動力。長虹提出的“以產業(yè)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為何成為一代中國企業(yè)家的共同精神訴求,就因為它表達了一種新的精神動力。更有學者分析說,因為每個企業(yè)家和大家一樣,都會面臨著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自己這一輩子的價值是什么?在賬上有了那么多錢的時候,企業(yè)家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作為一個自然的生命的死亡。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企業(yè)家的思想境界就開始爬坡,他就要找到一種超越生命的東西,找到一種人的終極關懷的東西,怎么找到并實現(xiàn)這樣一種東西呢?他需要從立功走向立言,這樣一個活動與企業(yè)家個人的生命價值是緊緊相連的。所以,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追求,有可能成為一部分企業(yè)家終身追求的目標。
于是,當我們再聽到酷愛李瑞環(huán)新著《學哲學用哲學》的“新社會階層分子”、河南省優(yōu)秀青年企業(yè)家劉更申說:“作為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一生能有幸與一個偉大的品牌、神圣的事業(yè)連在一起,能通過自己的雙手為傳承和發(fā)揚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盡一點微薄之力,每一想到此,我都感到心潮澎湃”;再看到曾被媒體質疑成只會作秀的互聯(lián)網(wǎng)界的“花花公子”張朝陽,登臺領艾滋病宣傳員聘書時表示:“我一定當好這個宣傳員,不辜負國務院以及衛(wèi)生部、國家的期望”,也就不再那么大驚小怪了。
“新社會階層分子”,不僅是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財富創(chuàng)造者,經過市場經濟洗禮,隨著他們政治訴求的逐步增強,其文化訴求也必然增強,成為熱心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他們將會成為時代發(fā)展的重要推手。也許,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林樂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