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管家、日常秘書——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達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先后在陜北公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經(jīng)胡喬木介紹,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了毛澤東的秘書。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經(jīng)擔任過毛岸英的老師,那時毛岸英剛剛回國,由于長期待在蘇聯(lián),毛岸英的漢語講不好,毛澤東打算請一位老師來教毛岸英歷史、語文,而此時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fā)表了《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后頗為贊賞,雖說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雜文,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銳的思想。對毛澤東來說,文筆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頗為感慨,這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澤東便注意起田家英這個“少壯派”了。當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師時,毛澤東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紀和毛岸英差不多,請他當老師教歷史、語文,再合適不過了,就這樣田家英開始當起毛岸英的老師來。
自從擔任毛岸英的老師之后,田家英和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那時由于正處于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秘書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書,這時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田家英開始擔任起了毛澤東的秘書。
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致干練,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折、稿費、印章都交給他,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作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與才華都用于協(xié)助毛澤東的工作。他事無巨細,凡是毛澤東需要他做的他都盡力做好,從起草文件、下鄉(xiāng)調查、處理信訪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稱得上是大管家。他對毛澤東極為敬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澤東的熏陶與感染,田家英和毛澤東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使他們成為了忘年之交。
毛澤東與田家英的詩交較深,他除了欣賞田家英的文采之外還看中他的古文詩詞的扎實功底,田家英有看書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能背誦許多像賈誼《過秦論》這樣長篇的文章,對他來說,背誦古詩更是他茶余飯后的一個消遣。毛澤東有深夜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保持著與毛澤東同步工作的習慣。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剛寬衣解帶,就連續(xù)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出處,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著他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詩的出處,那是明代高啟的《梅花》九詩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毛澤東自己的詩風豪邁雄健,但是他對抒情味濃、藝術性高的婉約派詩詞也不排斥,在這些詩的觸發(fā)下,毛澤東直抒自己的寬廣胸懷,寫出了很多好詩,其中不乏千古絕唱的革命之詩。
但是由于毛澤東晚年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澤東產(chǎn)生了分歧。田家英向來敬重毛澤東,把他視為導師、父輩,正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愛之切,才對一些傾向憂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會“見機而作”,使他成為江青和陳伯達的眼中釘,進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澤東再次來到杭州。該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jīng)典著作寫序,由于那天毛澤東的情緒非常好,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范圍。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了一段評論式的話,在他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于是這一任務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過紀要后,刪去了毛澤東關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評論式的話,此時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氣、正義而刪的,不料他的這一舉動卻觸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畢竟是一介書生,毛澤東和田家英在閑談中曾戲言在田死后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家英繼承了讀書人的好傳統(tǒng)——好學敏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不睦名利、以天下為任,以蒼生為念,正是這種優(yōu)秀的傳統(tǒng)鑄就了他新一代讀書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異化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使他無法防御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最終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給田家英以沉重的打擊,在他蒙受陷害時他以死相抗,他離世之際不過44歲。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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