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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當我們把余秋雨作為一個思想者的身份來約訪時，余秋雨愿意回答我們關于文化方面的一些問題。他最終選擇回信的方式。在他看來，面對面，也許記者會誤解他的意思。

　　中國新聞周刊：從《文化苦旅》至今，在飽受爭議的過程中，你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余秋雨：我的文化探索，確實走了一條特別漫長又特別艱難的路。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攻讀經典。

　　這事在30多年前就開始了�！拔母铩笔刮耶a生了對文化的重大困惑。在“文革”前期，我遭受家破人亡的慘劇，天天面對著“整人文化”“示眾文化”“揭發(fā)文化”“專權文化”和“暴民文化”的強大和殘酷，而這些文化的很大一部分，確實來自于中華文化中的負面遺產。

　　“文革”中期，林彪事件后極左派勢力受挫，我從農場回城，有幸參加周恩來總理親自布置的復課教材編寫組，雖然時間很短，卻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正面力量�！拔母铩焙笃冢瑯O左派反撲，掀起什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離開城市潛入山林以示抗拒，無意中遇到了一個早就封閉和廢棄于山間的“中正圖書館”，就在那里靜心研讀中國古代經典，直到“文革”結束。

　　“文革”結束，我返回上海，家里蒙受的冤案一一被平反昭雪，社會生活開始變得正常和熱鬧，我卻覺得自己雖然在山間研讀了中國古代經典，但還缺少對世界其他文明的深入了解，就關起門來，用8年時間研讀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的人類主要典籍。當時這些典籍還很少有中文譯本，我讀的是英譯本，但我的英語不好，讀得很慢，還要經常請教一些年老的專家，因此效果反而更好。

　　在所有典籍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美學、法國的啟蒙主義和存在主義。這種對國際典籍的了解，使我反過來更深入地領悟了中華文化的優(yōu)點和弱點。但是，到此為止，一切還都停留在書面上，因此我期待著一個系統(tǒng)的實地考察，像我閱讀經典那樣完整。為了這個目的，我下很大的決心，把自己的職位都辭了。這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實地考察。

　　根據民意測驗，我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了6年的上海戲劇學院行政領導。當時我是全國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又是全國文化系統(tǒng)最年輕的正廳級干部，而且又曾經被評為“最有行政領導能力的高校校長”，按照中國老話，進入了“仕途亨通”的最好季節(jié)。北京高層領導也曾一再示意我“另有任用”。但是，我為了對中華文化進行實地考察，用連續(xù)23次堅韌不拔的辭職報告，終于徹底辭職，獨自來到甘肅高原，開始了我后半輩子的人生苦旅。

　　我先考察中國，尋找的是“曾經發(fā)生過大事件的文化現場”。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重心曾被長期錯移，把一些并不重要的內容當作了重心。例如，一直把宮廷斗爭、豪強角逐、古董卷佚、咬文嚼字太當一回事，而很少關注真正的民眾生態(tài)和文明起落。因此，我在甘肅高原呼吁人們重新關注絲綢之路、唐代和敦煌，在都江堰呼吁人們重新關注一種改善民生的政治主張，在山西平遙呼吁人們重新關注曾經給民族帶來富裕希望卻被長久輕視的商業(yè)文化。

　　對于文化人，我考察的重心放到那些被流放和傷害后卻在當地創(chuàng)造了文明成果的人物身上，而并不過于看重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義士”和“通才”。我最為厭惡的，也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奸臣”和“惡人”，而是各色各樣的小人。

　　我對中華文化的考察，通過《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表述出來，整體上充滿了崇敬和憂郁。這與當時中國文化界的基本思潮很不一樣，我沒有在乎前后左右，只覺得還需要從世界坐標上獲得定位。因此，因緣際會，我與香港鳳凰衛(wèi)視的團隊開始了長時間的海外考察。

　　我認為，對于文化考察而言，實地到達的意義，遠遠超過書本鉆研。原因是，書本記錄的局限性、偶然性、選擇性實在太大，而實地考察所面對的卻是一個“全息現場”，哪怕是廢墟。

　　第三階段，互動傳播。

　　我從一開始認識到，在當代，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考察必須與廣大民眾互動，使之變成一種公共意識。正是這種認識，使我選擇了《文化苦旅》這種有可能被廣大民眾接受的文體，后來又選擇了在電視里邊走邊講的節(jié)目形式。這種做法，與中國文化界長期崇尚的“兩耳不聞窗外事”“板凳要坐十年冷”之類的治學模式正好相反。但我早就知道中國文化人的虛假性就在這里，因此繼續(xù)突破，在香港鳳凰衛(wèi)視用整整兩年時間的《秋雨時分》，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位系統(tǒng)闡釋中華文明。我也愉快地幾度接受中央電視臺的邀請，為全國規(guī)模的大獎賽做文化點評，面對上億觀眾，點點滴滴講述世界坐標下的中華文化。

　　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年，你始終被爭議所圍繞。對于這些爭議你有什么看法？

　　余秋雨：所有圍繞著我的“爭議”很奇怪，從來沒有對我寫作和演講的觀點有一絲一毫的爭議。全部“爭議”是三點：一、我在“文革”中從事過寫作；二、我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錯”；三、文化人不該上電視。

　　對于第二點，我的文章中是不是有不少“文史差錯”，我自己不必說了。因為復旦大學文史整理研究所所長、當今頂級大學者張培恒教授已經以80高齡連續(xù)發(fā)表了三篇長文予以逐一反駁，并指出那個“揭發(fā)”者是“蓄意誣陷”，那個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會高于愛好文史的高中學生”。因此，這件事沒有爭議。

　　第三點，該不該上電視的問題，我已經在回答前一個問題時說清楚了，不再重復。

　　那么，問題就在第一點，也就是有人指控我有“文革寫作”的問題。我在“文革”中確實有過“寫作”，我前面說了，那時在林彪事件后有幸參與周恩來總理親自布置的復課教材編寫。我編寫的內容很少，沒有任何政治問題的痕跡。前些年我曾公開懸賞，有人如果能出示我寫過一段、一行、一句有他們指控內容的文字，我就獎勵全年薪金。懸賞六百天無人領賞，可見是徹頭徹尾的謠言。因此，這也只是胡亂誹謗，并沒有什么爭議。

　　對于這種誹謗和圍攻，暴露了中國文化目前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毀損的力量遠遠超過創(chuàng)建的力量。毀損者永遠有英雄的形象，永遠只依賴謠言，永遠不需要實證，永遠不考慮道歉，永遠不自感羞愧。而人數已經越來越稀缺的創(chuàng)建者，則永遠處于“靶子”的地位。王小波先生說：中國文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做事的人，一種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現在的問題是，不讓別人做事的人，在數量上至少是做事的人的十倍，乃至幾十倍。更驚人的是，很多媒體為了發(fā)行量，總是喜歡鼓動批判、揭發(fā)，因此也站到了不讓別人做事的人的一邊。

　　在這種奇怪的趨勢中，我可算一個典型。說起來，我20年前就辭職了，連一個科長都不是，甚至連半官方的作協、文聯的活動也從不參加，更不是任何一級的代表和委員，是一個最純粹的個體文化人，卻遭受到具有公權力的報刊幾千篇文章的反復批判。批判的內容，至今找不到一點屬實，而所有的批判者和報刊，沒有一個道歉。問題的荒唐性，不言而喻。

　　我自己，對這種荒唐的圍攻完全未予理會。因為我要做的事太多，沒有時間分心。多少年的事實證明，我們真是遇到了一個不錯的時代。你看，不管他們圍攻得多么聲勢浩大，居然一點兒也沒有影響我的腳步和文筆。而且，廣大讀者仍然堅定地站在我一邊，那些圍攻者忙了那么多年，也沒有一個人被社會和文化界所接受。這就是歷史的進步。我有信心以自己的經歷宣布：即使在文化界，整人的時代也結束了。

　　所以，大家也不必對這種以“爭議”為裝扮的整人風潮，再當作話題。這是昨夜的黑浪，連記憶也不必。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解釋5·12大地震之后你發(fā)表的那些言論？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現了中國人在災難中的大愛互助精神。這種精神沒有經過動員、教育、輔導、啟蒙，而是霎時涌現于全國各地，可見是一種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屬于“集體無意識”，是一個最深刻的文化范疇。我曾經為文化下過一個定義：“文化，是變成了習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边@個定義中，最關鍵的詞匯是精神價值，因為哪種生活方式能成為習慣，正是精神價值一代代選擇的結果。

　　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長期被掩埋，常常由“術”湮滅了“道”。這次全國救災、全國悼念，感天動地，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實證明，這種大道并不存在于我們熟悉的文化話語中，而是深埋于廣大民眾的心底。這種深埋，不問年齡，不問籍貫，不問職業(yè)。這讓世人對中華文化重新認識。

　　至于你所說的地震之后的各種文化現象，我不知道是指哪一些。如果是那些遠離災區(qū)卻又喋喋不休的文化評論者的情緒化事端，那就輕若煙塵，完全不必關注。要關注的，是一時爆發(fā)的至善、大愛，能否通過文化形式加固、成型、擴充、流傳，變成今后中國文化的活體靈魂。

　　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在哪里，文化的靈魂也就在哪里。5·12汶川地震展示了一幅精神地圖，我們由此知道在哪里了。因此，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