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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彬先生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先推出了第七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研討會上，不少學者表示此書完全可以用作高校教材，究其原因，無非在于其學術研究性和自成體系的特色之強，讓現(xiàn)有的教材相形見絀。顧彬的著作透出一位學者對建構體系的雄心，識別幽微變化的能力，他每一節(jié)的敘述完全融入本章的基本理路之中，關于每一位作家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建立在與其平輩、前輩、后輩同行之間的不斷比較的基礎之上；他搭建的整個文學史框架都反映了中國文學與中國的政治社會背景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有時還間接折射出這個背景在世界大背景中所處的位置。

　　文學應該擔當起表現(xiàn)光怪陸離的中國現(xiàn)實的責任；治文學史的人，則應該呈現(xiàn)一種去道德化的學術客觀，這要求作者不重復未經(jīng)反思的定評，而公允地揭示作家和作品在反映、塑造、影響中國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哪怕只是一些生命力極短或口碑不佳的思想——方面的貢獻。顧彬著作留給我的強烈印象之一，就是許多被或詳或略提到過的作家都是某類時代思潮的一部分——可能是首倡者，可能是深入探索者，也可能是集大成者甚至反叛者，而這類思潮又將其與其他作家聯(lián)系到了一起。從而，顧彬織就了一張包容性極強的體系之網(wǎng)，并在展望性章節(jié)的篇尾，為后人續(xù)寫這部文學史留下了多個深具啟發(fā)性的線頭。

　　以下這些對談是在顧彬于上海的住地進行的，關于文學史、當代作家和作品。他顯得謹慎了許多，顯然中國媒體制造聳動標題的能力讓他頗多忌憚，不過在談到某些話題時，他的耿耿于懷依然溢于言表。

　　(云也退)

　　○這本書，您前后寫了多久呢？

　　●我從1974年開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收集了30年的資料，這本書我寫了5年。

　　○在我的印象里，我國的文學史寫作一直是很教材化的。有些批評家認為它們總是專注于片面拔高幾個最重要的，或者說公認的最重要的作家，大書特書，對其他人的則簡寫之或干脆忽略，或用意識形態(tài)的觀點去評價他們的成就。它同考試的形式結合得很緊密，其觀點的寫法都是直接針對背誦的。作者和編者對書本身獨立的學術價值并不在乎，只在意怎樣把觀點灌輸給讀者。

　　●我同意，我對現(xiàn)在的中國文學史寫作也很不滿意。但是應該公平地說，國外的中國文學史作品水平也很成問題。有兩個澳大利亞人寫的一本中國20世紀文學史就讓我非常不喜歡，跟辭典一樣；哈佛大學的一位名教授出的一本，也是辭典式的。

　　○我覺得您這本書的最大特點之一是把中國文學放在世界文學的格局內(nèi)進行考察。

　　●1949年前的中國文學是屬于世界的，1949年后，能夠納入世界范圍內(nèi)衡量的作品，包括老舍的《茶館》，80年代以來北島的詩歌等，從某種意義上說，王蒙有一些小說也可列入其中。女詩人翟永明的一些作品不錯。對我來說，朦朧詩派和后朦朧詩派都可看做是屬于世界的，因為幾十年來中國詩歌生存狀況變化不大，沒怎么商品化，詩人沒法靠寫詩來掙大錢。

　　○您覺得對中國當代作家而言，他們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否存在很大的問題？前年是世界杯年，余華跟媒體說，他今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看球。他也許是一句隨口之語，但被媒體拿去放大以后，也許會有種不好的導向，讓人覺得作家都很輕率，很不務正業(yè)。

　　●當時余華出了《兄弟》吧，我只是翻了一翻，是為市場寫作的小說，我對相關的報道也沒有興趣。余華和莫言都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但他們的情況有些類似，他們都喜歡報道古怪的東西，當然可以用后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來肯定這種傾向，但作為德國人，我們都不太喜歡后現(xiàn)代主義。中國作家似乎愛寫古怪的事、古怪的人，德國作家不會這樣做。

　　最近有位德國女作家發(fā)表了一篇小說，不長，照中國的標準也就是一個中篇的樣子，書名是一種蘋果的名字，內(nèi)容就是寫這種蘋果的歷史，但和她母親的歷史穿插著寫，她沒講什么故事，但是語言非常美，德國評論界稱之為“一本安靜的書”，很純凈，沒有什么很驚人的情節(jié)、很大的主題。中國人就很難接受這樣的書。中國作家都喜歡寫得很長很厚，而德國作家一天的寫作通常不超過一頁，作品都不長，通常一百多頁，到二百來頁已經(jīng)算長的了，如果一本小說四五百頁，那基本上就是通俗文學，不能算嚴肅文學了。像莫言的書，在德國就是通俗讀物。

　　魯迅的作品就不存在冗長、很多廢話的問題。《孔乙己》，《藤野先生》，每句話都進行了很仔細的推敲。所以魯迅的作品增一字減一字是不可能的。而中國當代作家的書你隨便增刪段落都沒問題。好的作家應該知道語言是最重要的。

　　中國當代作家最大的問題之一，我覺得是不知疲倦，寫完了一本以后馬上寫第二本，每年都能出新作，莫言43天就能寫成一本好幾百頁的小說。而德國小說家四五年寫一本，托馬斯·曼這樣的作家，要寫一本800頁的小說至少需要800天，再修修改改，三年才能完成。現(xiàn)在三四百頁以上的小說，在德國被看做是通俗讀物，已經(jīng)不屬于嚴肅的文學作品了。

　　○您這次來華，說話似乎比較溫和，類似過去對《狼圖騰》的批評我也沒有聽到，這種變化跟您要在中國出版文學史有關嗎？您前兩年對當代中國文學的一些言論，愛聽的人還是很多的。

　　●我有個原則，說過一句話不會重復。另外我也需要重新審視過去的一些觀點，我必須看到德國當代文學里也有不少垃圾。我想通過一些活動來聽聽讀者和學者以及作家的看法，我不喜歡說話，我喜歡沉默。但是在前兩天我這本書的發(fā)布會上，學者都說很好，沒有意見，記者們沒看過書，都說提不出什么問題，出版社還請了一些作家，比如馬原，但他們都沒來，我的書中也提到過馬原，不過是出現(xiàn)在注釋里，可能令他不大開心。我一輩子都會保持尖銳，但我不希望別人把我看成敵人，因為我自己也寫作，散文、詩歌、小說，我知道寫作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

　　○在今天的中國，許多暢銷書的作者都發(fā)掘自網(wǎng)絡，或者是一些知名的公眾人物，出版社的利潤要依靠這些人。再比如某些名家如王蒙，他在全國各地作了講座后就把原始資料往出版編輯手中一堆，其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混亂、錯誤、疏漏，需要編輯去幫他一一糾正，這對編輯而言是很大的負擔。

　　●一般來說，德國出版編輯的語言文字能力如果不比作家高，至少跟他們一樣。如果稿件質(zhì)量不佳給編輯帶來過重負擔，出版社完全可以拒絕出版。他們不會在意作者的名氣大小，社會地位高還是低。

　　○那么德國出版社重視外國文學嗎？比如《狼圖騰》這樣的書在國際書市上頗受歡迎，是不是也可以看做跟外國人對中國民族起源之類的問題感興趣密切相關呢？

　　●德國的書籍市場上70%都是翻譯作品，而在美國這個比例是5%。在德國，最受重視的一向都是歷史類、政治類的書。但是《狼圖騰》這本書，早就翻譯成德文了，但一直拖著沒有出，為什么？我跟我的同學、同事、學生看過這本書，體會都一樣：它寫的東西讓我們想起希特勒的時代來。如果現(xiàn)在出版，一定會受到無數(shù)的攻擊。不過，明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是主賓國，屆時會有幾十本中國書同時在德國出版，評論家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一本書上，如果《狼圖騰》運氣好，關于它的書評少一點，它還能留在市面上賣賣，否則，這本書在德國就徹底完蛋了。

　　○書評人的意見會如此統(tǒng)一嗎？

　　●肯定的。沒有人會對這一點視而不見，沒有一篇書評會贊揚這本書。

　　○我很關心在德國的書評人的生存狀況。

　　●我每天看書評，德國的各種媒體都刊登書評，有很多很出色的文章。每天看書評也幫助我寫這本文學史，因為我能從書評中看到很多我從來沒有看到的問題。德國的書評人可以靠寫作為生的，因為大報小報每天都有書評，出版編輯自己寫書評的情況不多，書評人都是獨立的。好的評論家的文章，對書的銷量有直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