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女作家丁玲在文代會上。 中新社發(fā) 王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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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女作家丁玲在文代會上。 中新社發(fā) 王苗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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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丁玲沒講一句話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婦倆被發(fā)配到荒涼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轉到秦城監(jiān)獄!抖×嵩诒贝蠡摹(中共黨史出版社,鄭笑楓著)講述了丁玲在12年無罪流放生涯中的經歷,既有非人待遇,也有與北大荒的不舍情緣。
沒講一句話的右派
1950年到1954年期間,丁玲歷任中宣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書記、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和《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1955年一陣政治上的狂風暴雨突然降臨到她的頭上。年底,她被無端地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黑頭目之一。
“這年年底,哪一天我記不清了!标惷骰貞浾f:“我接到通知,去聽傳達中央文件。會議開了三天,談的都是丁玲的問題。文件列舉丁玲的頭一個大問題,就是曾經自首變節(jié),這是指被特務秘密逮捕,關押在南京的那一段歷史;第二個大問題,列舉了全國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狀,我一聽,全都不是事實!
陳明感到迷茫:對人的處理,尤其要慎重,這是黨歷來的傳統(tǒng),也是黨的組織原則。現(xiàn)在,他聽了三天的傳達、討論、批判,有中央的紅頭文件,而且是結論性的文件,大會之后,就要向全國傳達,這是一個關系到一個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個共產黨員命運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無所知。組織上既未找她談過話,更設有讓她在“結論”上簽字,她的“帽子”就這樣被戴上了;她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號幽靜的小院里,丁玲安靜地伏在書桌上,聚精會神地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續(xù)篇《在嚴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陳明聽傳達回來,很不在意地問:“會開完了?”
陳明強作歡笑,若無其事地說:“還沒有完,要傳達、討論三天!
開會,聽傳達,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兩人在兩個不同部門工作,誰開什么會,誰也不問誰,這已成為習慣了。吃晚飯時,丁玲還興致勃勃地談起《在嚴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構思……
最后一天的會實際就是一場對丁玲的大批判會。會前先指定發(fā)言人按照定下的調子“批判”。發(fā)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協(xié)接到通知,派幾個人去北京參加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會議,要確定在大會上的發(fā)言人,當時大家都很緊張,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孫犁。孫犁想: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體有病為由,堅決辭謝。當時中宣部一位負責人在場,幫了孫犁一把,說:“他身體不好,就算了吧!”孫犁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落地了。這位負責同志為他排憂解難的這句話,他一直銘刻難忘。
會后,陳明回到家里,丁玲書房的臺燈亮著,她連陳明推門走進屋來,似乎都沒有覺察,還在埋頭寫她的《在嚴寒的日子里》。此刻,陳明的眼眶濕潤了,他再也不忍心瞞著她,但他還是不敢如實地把這三天批判丁、陳的會議情況和盤托出。她在生命的歷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這意外的打擊,而且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無情打擊。
他輕輕地走到她的書桌前。丁玲抬起了頭,向他微微一笑。陳明頓時感到:經受過那么多折磨的她還是那么單純,那么天真。此時此刻,他感到一種沉重的責任,不能讓她那顆純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
丁玲“嗯”了一聲。
“你的小說,暫時,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寫了?”
“為什么?”
陳明婉轉地說:“我聽說中央有一個什么文件,談到丁、陳反黨集團的問題!
丁玲爽朗地回答說:“我已經向黨作了詳細的說明,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嘛!”
陳明勸她:“你是不是給中宣部黨委會打個電話問問,是不是有這么個文件?如果真有,請他們送來給你看看!
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給丁玲送來了文件。丁玲據(jù)實向黨中央提出申訴,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訴,批示由中宣部對丁玲的問題進行復查。張際春同志擔任復查組組長。復查組收集的證言材料達80多萬字,經過分析核實得出結論:什么“獨立王國”,什么“反對黨的決議”,什么“一本書主義”,都不是事實。
1956年夏天,作協(xié)黨組召開了擴大會改,由黨組書記邵荃麟主持。他說,“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這個會,討論一下,丁、陳的錯誤在哪里?今天開的是一個團結的會!
這個會,也開了三天。丁玲本來不想在會上講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參加會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談談,她就即席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樣大的事,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中央就把結論批了下來?”
周揚同志在會上作了明確表態(tài):我們匯報的情況不準確,我和有關同志負有責任。
作協(xié)黨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決定再召開一次大會,給莫須有的“丁、陳反黨集團”平反。
這時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像龍卷風一樣,在全國鋪天蓋地掀起滿天的飛沙走石,許多許多的人,還沒有來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陣旋風卷起來,摔倒在地。在作協(xié)黨組再次召開的原打算為丁玲公開平反的大會上,權威發(fā)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僅是“丁、陳反黨集團”的頭目,而且在歷史上還有三次叛變,其一是在南京“自首變節(jié)”,其二是在延安寫《三八節(jié)有感》;其三是進城后搞“獨立王國”。另外還宣布,下次批判大會將在文聯(lián)大樓禮堂召開。
第二天,作協(xié)黨組書記找丁玲談話。陳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雙又圓又亮的眼睛,紅腫了。在“大鳴大放”中,丁玲沒講過一句話便戴上了右派帽子。
最后一篇作品
歷史的誤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時間最長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擔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主編左聯(lián)機關刊物《北斗》時,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幽禁在南京這段事實。陳明回憶說:早在1943年延安整風審干前幾年,康生就蓄意在這段本來已經很清楚的歷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臉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當時曾為此事去棗園見過毛主席。丁玲記得當時毛主席還爽朗地笑著對丁玲說:“你逃出南京國民黨監(jiān)獄,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據(jù)地來,你到保安我就寫了一首詞歡迎你嘛!你還記得么!‘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嘛!是黨設法營救你出來的,這一段歷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組織部找陳云同志談談就可以了!泵飨曾對丁玲說過:“你不要只到我這里來,你還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倍×岵唤獾貑:“我跟康生有什么關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風馬牛不相及!焙髞,丁玲才弄明白,原來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鍋”。1979年,有關方面為錯定丁玲是“丁、陳反黨集團”頭目、錯劃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復了她的黨籍。但是。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務綁架關押的這段事實,尚未作明確結論,留了一條不長不短的尾巴。
關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讀者,在多少次交談中,在電話中,在書信中問起這件事,都替她鳴不平,希望她站出來,把真相告訴國內外讀者。她感動,她感激,但她對陳明說:“這些年來,有人向我頭上潑了不少臟水,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寧可受委屈,黨還沒有為我這段歷史做結論,我就不能背著黨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糾正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中央現(xiàn)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為自己個人的這個問題,去麻煩中央,我相信會很快得到公正的解決!
丁玲剛從廈門回到北京,就有喜訊傳來。她接到中央組織部的電話通知:中央書記處已批準,正式發(fā)文,徹底恢復她的名譽。隨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簽發(fā)的、印著“中央組織部文件”幾個鮮紅大字的文件。捧著它,丁玲的雙手,在微微地抖動。
她十分鄭重地翻開文件的第一頁,一行鉛印的大字展現(xiàn)在她面前:“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讀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顆跳動的心在讀。她幾乎是屏住呼吸,讀著黨中央給她做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屬于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時……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馮雪峰通過張?zhí)煲,與丁玲取得聯(lián)系,在馮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轉赴陜北。丁玲同志歷史上這段被捕問題……1940年中央組織部進行了審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結論……”接著,中央組織部對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評價:“丁玲同志是我黨的一位老同志,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斗爭中和文藝工作中,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創(chuàng)作了許多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她在20多年的長時間里,雖身處逆境,但一直表現(xiàn)好……她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顧年高體弱,仍積極寫作,維護毛澤東文藝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幾次出國活動,都有良好影響。事實說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現(xiàn)決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復名譽……!
陳明說:丁玲在遭受誣陷、折磨時,從不流一滴眼淚,這次他看到她的眼眶濕潤了。她的行裝已打點就緒,機票就放在案頭,明天就要乘飛機去外地參加一個會議,但她沒有休息。陳明看到她拿出紙張,戴上老花鏡,端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她要把她此時此刻對黨的感激之情,向黨表達。她要把她這些年來,承擔巨大屈辱而凝結成的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對黨的信賴,不可動搖的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與追求,向黨表達,這是她寫給中央組織部的信的全文:
中央組織部并請轉敬愛的黨中央、親愛的同志們:
你們好!
三中全會以來,你們受命于危難之際,身負重任、政務繁忙,因此我平日極不愿打擾你們,分占你們的時間。但現(xiàn)在我必須寫這封信,必須向你們打開心扉,把深埋在我心底的、涌流在我血管里的感情講出來。我要大呼:“我感謝黨!感謝黨中央!”
日前,中央組織部通知我:“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已經中央書記處批準,即將下達。這真如一輪紅日,從濃霧中升起,陽光普照大地。我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對黨的感激之情如熱泉噴涌,我兩手高舉,仰望云天,滿含熱淚,高呼:“黨呵!母親!你真?zhèn)ゴ!?/p>
我寫文章已經近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夠用的,我從腦子里找不到最合適的字眼來準確地充分地表達我現(xiàn)在的感情。這種感情如風馳云涌,如果不講,不叫,我就無法平定我這種深沉而激蕩的心情。
我本來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愚人,一個伶仃的孤女,是黨長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漸能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走上革命的正道,使我沒有白白地浪費我一生。從1932年我在上海參加黨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給了黨。我是屬于黨的!要聽黨的話,為人民服務到底。52年來,我得到過許多溫暖、榮譽、幸福,也得到過啟發(fā),使我更貼進黨,更理解人民、更加強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自然,由于種種原因,我受到過一些懲罰。但我只愿從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問,不計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堅決與黨站在一起,與人民站在一起,努力為人民服務,這樣就能改善我的處境,改正周圍的人對我的了解;我能向人民學習,吸取力量,鞭策自己。這種起步和歷程,自然是很困難的。但經驗告訴我,只能堅持這種態(tài)度,把相信黨、相信人民、相信歷史、相信自己的信念,化為日常的行動,天長地久,?菔癄,總是可以絕處逢生,化險為夷,變壞事為好事。我慢慢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擾,專心致志,默默無聞,勤勤懇懇,工作不息。而且能感受到勞動以后工作之余的一點樂趣。
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大力恢復實事求是的革命傳統(tǒng),為許多人平反冤假錯案,也為我恢復了黨籍。我有權寫文章了,能為黨大膽工作了,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了。盡管偶爾也還有一絲薄薄的網絡籠罩著我,有些陰影不時象幽魂似的流蕩在我周圍,也有些閑言閑語,不可能不傳到我耳里,即使我努力保持樂觀、豁達,也難免對我的精神情緒不發(fā)生絲毫影響;而且總會覺得這是一點缺憾。但現(xiàn)在卻什么都澄清了。黨內的一些同志,以及黨外的一些人士,也會為此感到欣慰。我還有什么要說的呢?沒有了!我只有向黨盟誓:丁玲永遠是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是黨的一個普通的忠實戰(zhàn)士。我年事不小,有點宿疾,但身體還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腦子還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氣,為黨的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余生。專此奉達。
謹祝同志們身體健康、長壽!
丁玲1984年8月她把信慎重地收進抽屜,準備回京再作修改。誰知這一封最充分地表達了她對黨的無限深情的信,竟成為她的“一封未發(fā)出的信”,直到1986年6月29日,丁玲去世4個月后,這封信才在《光明日報》上作為最后一篇作品發(fā)表出來。
中央為丁玲這段歷史作出正式結論后,她說:“我現(xiàn)在可以原原本本的把這一段經歷寫出來,公之于眾了。”她寫了《魍魎世界》這本書,詳盡地描述了她被國民黨逮捕后的生活、經歷和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的斗爭歷程。她生前只寫完了這部書的初稿。她去世后,經過陳明同志整理,才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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