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五四,人們首先會想起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一位為振興中華培養(yǎng)了一批批英才的杰出教育家。他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學群賢畢至,精英薈萃,成為了新文化思想的傳播中心,五四愛國運動的發(fā)祥地。蔡先生歷來認為,學生在!皯郧髮W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之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載1934年1月1日《東方雜志》第31卷第1號)然而五四那天北大學生整隊出發(fā)游行,他并沒有力阻。當時教育總長傅增湘曾給他打電話,令他負責召回學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對策。蔡直言相告:“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并拒絕去教育部。(《蔡元培研究集》,第34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當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學商討營救被捕學生事宜。他說:“被捕同學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5月5日下午2時,蔡元培與北京13所大專院校校長召開聯(lián)席會議,要求釋放學生。蔡元培在會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體,而保全大學,亦無所不可。”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輿論壓力決定釋放學生。5月8日擬下令查辦蔡元培并內(nèi)定馬其昶為北大校長。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辭職”,秘密出京。他說:“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5月11日,蔡元培在旅途中給北大學生來信,解釋他辭職并出京的原因:“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于愛國之熱忱。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意于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shù)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廳總監(jiān)之主持,及他校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jīng)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于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面提出辭呈,一邊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于發(fā)表,無他意也……”(轉(zhuǎn)引自楊亮功、蔡曉舟合編:《五四》,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五四運動取得光輝勝利后,在北大師生與各方人士的強烈要求之下,蔡先生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務。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終年72歲。記得30年前,當蔡先生的墳墓被雜草掩埋,連守墓人也不知蔡元培為何許人的時候,臺灣詩人余光中及其友人特意到埋葬蔡先生的華人墳場吊唁,并寫下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只搖籃/那嬰兒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嬰孩洪亮的哭聲/鬧醒兩千年沉沉的古國/從鴉片煙的濃霧里醒來。”
(陳漱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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