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五評《金瓶梅》
劉繼興
成書于明代隆慶至萬歷年間的《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社會世情小說。它借小說《水滸傳》中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把故事引申開來,寫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詳細刻畫了官僚、惡霸、富商三位一體的封建惡勢力代表西門慶由發(fā)跡到暴亡的罪惡生活歷程,明寫宋代,實為作者所處的明朝“當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現(xiàn)實。
毛澤東酷愛讀書喜發(fā)議論,他曾先后五次評價過《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當年2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yè)部門工作匯報時同萬里等人的談話中講道:“《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學價值,親自拍板對《金瓶梅》在全國小范圍解禁,毛澤東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jié)不好。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門協(xié)商之后,以“文學古籍刊行社”的名義,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說刊行會”集資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詞話》,重新影印了2000部。這些書的發(fā)行對象是:各省省委書記、副書記以及同一級別的各部正副部長。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兩函21冊,正文20冊,200幅插圖輯為一冊。所有的購書者均登記在冊,并且編了號碼。
第三次是在兩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一次談話中,將《金瓶梅》與《東周列國志》加以對比。他說,后者只“寫了當時上層建筑方面的復雜尖銳的斗爭,缺點是沒有寫當時的經濟基礎”,而《金瓶梅》卻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tǒng)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澤東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qū)第一書記會議上說:“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看一看,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暴露了封建統(tǒng)治,暴露了統(tǒng)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細!督鹌棵贰肥恰都t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都t樓夢》寫的是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澤東自己是把《金瓶梅》當作“明朝的真正的歷史”來讀的。他的這一評價,是很有深度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發(fā)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經濟基礎這個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層建筑領域斗爭或變更的原因,把握社會發(fā)展的總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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