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含義是榜樣
鄭淵潔
父親節(jié)將至,于是想到父親這個話題。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那時我父親鄭洪升是解放軍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的哲學教員。我父親只上過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將當教員的職業(yè)持續(xù)下去,需要刻苦自學。從我出生起,見到最多的場面,是父親趴在桌子上看書寫字,父親是抱著一歲的兒子鄭淵潔看完《資本論》的。我家收藏至今的那本《資本論》第955頁右側空白處的鉛筆道兒,就是我的眉批。由此,我從小就對看書和寫字產生了崇拜心理。
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如果我“犯了事”,父親“懲罰”我的方式永遠是寫檢查。我讀到小學四年級時,邂逅“文革”,自此中斷學業(yè),跟隨父親到河南農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學校,我因為將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早起的鳥有蟲子吃》改寫為《早起的蟲子被鳥吃》,被老師開除。我在家寫好檢查等待父親從農田回來,他一進家門,臉色很不好看,明顯是獲悉了我被開除的信息。
我將檢查呈上——那篇檢查我下了工夫,寫成了小說。父親看著看著,臉上就陰轉晴了。我離開學校后,父親在家教我,他給我上的第一節(jié)課,是讓我背《共產黨宣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為父親后,繼承了父親家教的衣缽。對于孩子,只做不說。換句話說:閉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給孩子看。作為父親,對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
兒子鄭亞旗兩歲時,我開始一個人寫《童話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個人堅持寫一本月刊幾十年,很大程度是為了演示給兒子看:父親靠一支筆,讓家庭豐衣足食。我以為,父親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鄭亞旗從18歲生日那天起,我沒再給過他一分錢。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報社,靠籌建和維護網站以及維修電腦掙工資養(yǎng)活自己。三年后,已經是該報社技術部主任的他辭職,創(chuàng)辦《皮皮魯》雜志,運作我參加各種電視節(jié)目,籌辦由我主持的脫口秀《鄭氏胡說》,以培訓我的口才,將我打造成教師以及將我的所有作品命名為《皮皮魯總動員》后交給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出版和創(chuàng)辦皮皮魯講堂。他18歲后做的以上這些事,除了在報社的三年外,都屬于通過將我的資源擴大延伸體現(xiàn)他的價值。
前些天,鄭亞旗給我打電話說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碩大的攝影棚,他問我愿不愿意去照幾張相。近一兩年我有時見到他背著各種照相機,我以為只是玩玩。最近看到他的博客以攝影為主要內容,我有點兒感到意外,得知他建造了攝影棚,我才知道他又另起爐灶了。
我去他的攝影棚看了,各種專業(yè)攝影設施一應俱全,攝影棚大到能開進去幾輛汽車,還有小型電影院。到鄭亞旗攝影棚照相的人絡繹不絕,需要提前一個月預約。
在他的攝影棚,鄭亞旗給我照了幾張相。置身于和我一點兒關系都沒有的另類“爐灶”中,我的感覺很是奇特。
我的父親不是作家。我不是攝影師。為人父的榜樣作用不是鼓勵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繼承中變革。
我不知道我的孫輩會從事什么職業(yè),但我相信從小目睹父親鄭亞旗身教的他(她),會敬業(yè)和自食其力,因為我們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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