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娛樂產品的商業(yè)炒作,大家知道得太多了。電影首映前總是會有各種相關“事件”被“曝光”,明星出專輯前也總是會有種種“緋聞”浮現,作家要出書了,也總是會有相關文化名人罵或被罵一通。這實在不稀奇,大家甚至可以視為營銷的“潛規(guī)則”。但是當前的中國電影市場卻出現了另一種苗頭———制片方喜歡在歷史中翻箱倒柜,選用其中話題人物或話題事件作為電影題材,在上映前后則利用“話題戰(zhàn)術”通過媒體無孔不入的炒作進行“病毒式營銷”。那些衍生出的喋喋不休的話題持續(xù)不斷地轟炸人們的眼球,并以此為捷徑實現其票房收入,比如《孔子》、《南京!南京!》、《東京審判》等皆是如此———甚至表面上看,有些電影似乎是專門拍給“持不同意見”的觀眾看的,《孔子》上映之后的批評大潮,正是這種營銷模式的直接結果;叵肫饋,當一部電影引得媒體和憤怒的批評家們惡犬撲食一樣上陣時,電影商人就已經成功了,批評家被迫成為電影票房“病毒式營銷”的忠實一環(huán)。
中國電影特殊的營銷方式其實是電影市場畸形的結果。在需要不喜歡被教化的民眾買票的情況下,如果電影產業(yè)在經濟上有著國字號的種種壟斷,那么在文化上“討巧的國家主義美學”大行其道也就在所難免。市場缺陷反映到市場上,就催生了一種非正常的投機方式:一方面要主流,要爭取政策優(yōu)勢和院線放映的特殊照顧,另一方面還要刺激群眾的觀影欲望。如何協調好這兩個方面,著實讓制作方很費思量。這時,選擇爭議人物和事件就成了最佳選擇———有爭議才有闡釋空間,有闡釋空間才能巧妙地照顧好兩方面不同需求。比如《孔子》一方面是孔子價值觀的民族立場,另一方面直接通向“子見南子”的情趣故事。除了話題本身會產生爭議以外,分裂的投機模式也讓人感覺到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就像任何產業(yè)一樣,如果投機成為終南捷徑,那么這個領域必定會充滿不公平競爭,最終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對于中國商業(yè)電影來說,這可能是滅頂之災。記得新世紀初看到《英雄》時,曾感嘆中國商業(yè)電影終于雄起了,盡管它伴隨著種種關于投機的爭議。誰曾想,商業(yè)片確實雄起了,不過能夠賺到錢的片子,還是在依靠種種稀奇古怪的投機方式。
其實,在政治和娛樂之間,一方相對封閉,另一方則極度放開,兩者的交集以外是存在很大自由創(chuàng)作空間的。但為何我們總是看到以娛樂面孔出現的主旋律大片呢?是電影人太諂媚,還是一種畸形的市場環(huán)境造成了特殊類型電影的扎堆出現?無論如何,投機就是炒作,炒作就是投機,當兩者合二為一,可能會把中國商業(yè)電影帶向一個死胡同。
□孟隋(上海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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