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8月4日電 題：為何說比較中西“德性”有利人類第三次啟蒙？

　　作者 邵龍寶 上海杉達學院儒學研究所所長、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

　　人類文明從原始文明、游牧文明、農(nóng)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到信息文明、金融文明、人工智能文明，歷史進步的重要標志是人性的不斷改造。伴隨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不斷攀升，“人”駕馭自身貪欲和邪念的能力并沒有隨之提升，因而，人類需要第三次啟蒙，其主題是“當代人怎樣成為能夠駕馭自己貪欲和邪念的人”。在中西文明互鑒中比較中西德性，有利于人類的第三次啟蒙，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各國人民的友好相處、幸福安樂。

　　仁與智慧：中西方評價好人的標準有所不同

　　西方人認為應由理性的靈魂來駕馭和控制情感的靈魂才能成為好人，中國人也認為唯有良知才能安頓人心，同時認為必須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路徑才能成為好人即君子。

　　古希臘四主德智慧、勇敢、節(jié)制、公正的最高德目是智慧，中國傳統(tǒng)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德目是仁。

　　中華傳統(tǒng)道德以儒家為主體，儒家道德以“仁”為核心，是最高的范疇、終極價值?！叭省钡膬?nèi)蘊十分豐富：其一是身心合一，即首先應做到自己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即“仁者自愛”方能愛人；其二是“仁者愛人”；其三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是人類行為的黃金定律，可以和《圣經(jīng)》中同為人類行為黃金定律的一句話相互闡發(fā)——“你想別人怎么待你首先要做到自己怎樣待人”。

　　“仁”的第四層意思指行仁始于在家的孝悌，認為“仁”必從孝悌做起；第五意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第六意為“仁”是君子人格最主要的品格；第七意指“仁”運用于國際關系中就是善鄰親仁、協(xié)和萬邦。

　　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看來，決定人的靈魂善惡的根本原因是理性和智慧。至善是“靈魂的合乎德性的現(xiàn)實活動”，也就是幸福生活本身，是靈魂切中真理的能力。中西方德性的最高境界是“中庸之道”：亞氏認為，行為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應該的場合，為了實現(xiàn)一個應該的目的，運用應該的手段，通過應該的話語、方式方法，達到應該的目的與后果，這就是中道之德，和中國儒家的“執(zhí)兩用中”“允執(zhí)其中”，注重為人處世和治鄉(xiāng)、治國要善于“權”變的理念十分相似。中庸之道貴在根據(jù)實際情形在動態(tài)中權變，掌握事物發(fā)展演化的規(guī)律，使自己的行為能命中真理。

　　中西德性的差異是西方看重理性和智慧，注重對倫理道德的理論建構，中國注重仁義良知，注重直覺頓悟。中西方都看重德和智的融合，“極高明而道中庸”是最高的智慧，這是中西方德性殊途同歸的明證。

　　義與公正：中西方理念相近

　　儒家“義”的內(nèi)蘊是指公正合宜。義是人禽之辨的根本。情義、道義、正義層層遞進，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做人信仰。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曾說：“水土有氣而無生，草本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比?、禮、忠、信、孝等均被看成是“義”所包容的內(nèi)涵。“義”作為價值標準，在儒家倫理中地位十分重要。中國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人生最高目標和境界?！傲x”的境界主要體現(xiàn)在主體人頂天立地的道義擔當與責任上。

　　儒家的“義”與西方的正義理念有相近之處。儒家的公平正義理念淵源于原始氏族社會淳樸的民風，生成于宗法等級結構的小農(nóng)自然經(jīng)濟社會，它的價值標準指向維護“禮”的傳統(tǒng)社會統(tǒng)治，這與西方近代的契約論意義上的公平正義觀有質(zhì)的差異。

　　從古希臘德性論、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公正思想、近代功利主義和道義論公正思想，到現(xiàn)代權利平等思想等不同發(fā)展時期，西方公正思想的公正問題由宏觀的倫理公正不斷向政治公正、經(jīng)濟公正和法律公正各個微觀領域擴展，是人類理性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

　　儒家公正觀的一個缺陷是以倫理道德來代替法治，難以制約人性惡的一面，而西方的契約論的公正觀則有可能丟失正義的倫理道德底蘊，變成一種技術化的正義規(guī)則。

　　中西方公正思想的差異在于西方強調(diào)遵循法律，中國強調(diào)禮制，正義原則是為制度建構奠基，是一切制度建構的原則。與西方制度建構的契約精神不同，中國強調(diào)內(nèi)在的良知是正義制度的根據(jù)。

　　儒家認為正義原則是由仁愛精神所奠基，正義制度的源頭是人的良知，在國際交往中儒家的仁義和公正理念觀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文化基因。

　　良知作為正義的制度之源是最為可靠和根本的，然而這是一個長期的終極目標，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人心還有不依從良知的一面，甚至有性惡的一面，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作為外在的契約制度對人的行為規(guī)制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西方的正義觀也有諸多問題，如自近代以降，西方的所謂正義觀出現(xiàn)國內(nèi)與國際即對內(nèi)對外的雙重標準。民主、自由、平等在理念與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巨大反差，其實質(zhì)往往是有名無實、名存實亡，以西方中心、話語霸權、唯我獨尊的面貌出現(xiàn)…...而中國建立在仁愛和良知基礎上的正義論在國際交往中日益彰顯出強大的道義影響力。

　　人的自我完善：“人”和世界美美與共

　　中西德性都指向人的自我完善，都把造就平凡、真實、快樂、有責任感和創(chuàng)造力、能與自然及人類世界和諧相處的人作為自我完善的目標。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與日本著名政治家池田大作就人類歷史的命運和前景問題在倫敦進行了長達10多天的漫長討論，湯因比反復強調(diào)——東亞，特別是中國，有可能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統(tǒng)一的主軸。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以人為本、重仁愛、尚正義；崇和合、中庸、厚德載物；主張民胞物與、天下一家；深諳共生、共長、共存、共榮的至理；在國際關系中講求“保合太和”“萬國咸寧”，是個體人的身心和諧與建設和諧世界的文化密碼。

　　儒家“義”的境界體現(xiàn)中國人頂天立地的道義擔當與責任意識。西方公正思想是人類由不自覺逐步走向自覺的過程，也是人類不斷解放自身的一個過程。

　　可見，中西德性思想二者融合創(chuàng)新，有利于促進人類第三次啟蒙，中國德性文化注重悟道、證道和踐道，使人性與天道相合即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互動，是生氣勃勃、直覺頓悟的；西方理性、智慧強調(diào)邏輯推理，善于構建倫理道德龐大的形式邏輯的體系。

　　一個重德性，一個重智慧；一個講性善，一個講性惡，使得智能化時代的當代人真正懂得：為了他人和社會、民族、國家乃至世界的和平，要善于控制和駕馭自身的貪欲和邪念，這將有利于在當下復雜的國際情勢中推進和諧世界的建設，推進人與世界的共生共榮。

　　當下中國改革的核心，一是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二是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建立在仁者愛人、天下一家和“靈魂的合乎德性的現(xiàn)實活動”及制度機制進一步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進程中，共同致力于創(chuàng)造出多樣化的文化和文明，走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未來。(完)

　　受訪者簡介：

　　邵龍寶，上海杉達學院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同濟大學二級教授，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化與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暨顧問聯(lián)絡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倫理學會常務理事原副會長，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上海市教學名師。

　　曾主持完成國家基金項目、教育部重點項目、上海市德育重大項目等10余項，曾獲得國家圖書(教育類)二等獎和省市級教學、科研一二三等獎10余項，《中西智慧與人格建構》(70萬字)入選教育部文庫，2021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