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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母親帶著12歲少年出國“留學”，卻遭遇兩大難題：兒子跟不上學習進度，過不了語言關，沒有信心考入當?shù)氐恼�府中學；母親在孩子入學一年內(nèi)，也不能出外打工。陪讀媽媽在國外呆了9天后，不得不帶著兒子黯然回國。

　　蒙受巨大損失后，陪讀媽媽花費3年光陰，兩度狀告中介公司。法院兩度支持了她的大部分主張，而陪讀媽媽悲傷地感嘆，兒子由此所荒費的學業(yè)又該用什么方式來“贖回”？

　　父母花巨款送兒“留學”

　　2004年5月，武漢居民林女士，聽別人介紹，將小孩送到新加坡讀中學，今后就能順利進入國外高校，這樣既節(jié)省了孩子的求學時間，也能節(jié)省大筆留學費用，于是琢磨著將12歲的兒子小蒙也送出國。她和丈夫黃先生，與武漢一家從事留學中介服務的公司簽約：支付8萬元“簽證顧問費”，委托中介公司協(xié)助辦理小蒙赴新就讀及林女士陪讀的簽證事宜。中介公司確保小蒙進入政府中學，并盡力為林女士尋找工作。

　　2004年6月中旬，小蒙收到新加坡某語言學校寄來的《留學確認書》及《入學批準書》，其入學開課時間為當年的7月30日。到了2004年9月2日，中介公司還沒能辦妥小蒙的簽證手續(xù)，陪讀的林女士反而很順利辦妥簽證手續(xù)，但林女士拒絕單獨前往。

　　2004年11月26日，小蒙進入新加坡某語言學校學習英語。但這時，學習課程已接近尾聲，小蒙學起來很吃力。而根據(jù)新加坡的有關規(guī)定，他想進入政府中學(相當于國內(nèi)的公立重點中學)，就得像國內(nèi)中考一樣，參加當年的政府中學會考，如果考不上，入學是很困難的(并不完全像中介公司承諾的那樣，可以找路子加塞進校)。左思右想，小蒙很灰心，于是，在經(jīng)歷9天的短暫“留學”后，他與媽媽一起回國。

　　“留學”未成追索“顧問費”

　　兒子留學未成，林女士和丈夫開始艱難的維權之路。中介公司堅持認為，他們已依約履行了相關義務，是小蒙自己不能堅持而自行回國，公司不應承擔責任。

　　協(xié)商未果，2005年1月，林女士一家將中介公司訴至法院，要求其退還“簽證顧問費”，并賠償經(jīng)濟損失2萬元。

　　一審法院認定，中介公司共收取了“顧問費”37360元，再加上林女士往返新加坡的機票11089元，由中介公司負主責，并按60%的比例，向林女士一家賠償29070元。

　　林女士一家和中介公司都不服，均提起上訴。武漢市中級法院二審認為：早在2003年10月30日，新加坡就修訂了關于“陪讀媽媽”工作準證條例，明確限定：凡2003年11月1日之后來新加坡的“陪讀媽媽”，“應該以陪護自己的孩子學習為主，至少在孩子正式進入政府中小學學習的第一年內(nèi)，不能申請工作”。而中介公司依然在合同中承諾“盡力為林女士尋找工作”，由此發(fā)生的損失，由中介公司負擔。小蒙沒按約定學完課程而自行退學，也應自擔一部分損失。據(jù)此，武漢中院裁定，維持原判。

　　林女士一家不服，申請再審。2007年7月16日，武漢中院駁回其再審申請。

　　再打官司又獲賠償

　　其后，林女士一家又清理出沒有在前案中涉及的其他經(jīng)濟損失，比如，小蒙父子往來新加坡的機票，以及在新加坡租房的押金、房租等，于是再度狀告中介公司，要求其賠償31484元的損失及其利息。

　　中介公司辯稱：前案中，并沒有遺漏處理黃先生、林女士、小蒙所受損失，這筆“新出現(xiàn)”的損失，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jù)。

　　法院認為：中介公司在簽訂合同時，隱瞞了新加坡關于“陪讀媽媽至少在孩子正式進入政府中小學學習的第一年內(nèi)，不能申請工作”的規(guī)定，對林女士一家構(gòu)成了誤導；此外，中介公司未能及時給小蒙辦理出境簽證，致使小蒙課程延誤，也是造成小蒙終止學習的原因之一。小蒙單方終止合同，也存在一定過錯。

　　日前，法院認定，本案中林女士一家主張的其余損失為22573元，與前案的訴請金額并無聯(lián)系，因此，林女士一家對此另行起訴，并未違反相關法律規(guī)定。結(jié)合雙方在合同締約及履行過程中的過錯程度，法院酌情確認，這筆22573元損失，由中介公司賠償60%，并支付相應利息。

　　“留學投資”要當心

　　隨著我國經(jīng)濟快速增長，更多的平民有了出國留學的經(jīng)濟條件和現(xiàn)實需求。這種“平民留學”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留學中介機構(gòu)提供更為專業(yè)的服務。這時，與留學中介簽訂一份有質(zhì)量的服務合同，尤顯重要。

　　湖北得偉君尚律師所張曙光律師、湖北誠明律師所的張偉律師建議，有出國留學意向的家長和學生，在觀念上要將留學當成一個“投資項目”來經(jīng)營。

　　首先，對中介機構(gòu)進行“預評估”，看它是否正規(guī)、合法、有資質(zhì)，絕對不能跟一個“皮包公司”做交易。在協(xié)商訂立合同時，更要瞪大眼睛，比如，這個簽約公司是否“張冠李戴”——先假借一個比較正規(guī)的公司來談，簽約時又莫明其妙變成這個正規(guī)公司的“二級部門”、“分公司”了；自己的要求，中介公司的承諾，都要盡可能體現(xiàn)在這份合同中，關鍵部分還要逐句推敲，避免產(chǎn)生歧義。再比如，在服務內(nèi)容上，取得簽證的方式，入學的具體時間，都要有一個明確、量化的標準；當然，還包括“延伸服務”，比如本案中媽媽“陪讀”的性質(zhì)，是專職陪讀，還是可以適當打工的陪讀？這些細節(jié)稍不注意，家長和學生就會吃虧。(記者 金文兵 通訊員 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