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10月末的中國科學界悲欣交集。30日,中國科學院開了建院60周年紀念會,國家主席致賀信。此前一天,最年長的院士貝時璋辭世。此后一天,“科學巨子”錢學森故去。
觀瞻兩位科學老人留給世人最后的容顏,令人怦然心動的是他們的眼睛。107歲的貝時璋和98歲的錢學森,歷國運之變幻,閱人事之浮沉,觀科研之拓展,一生不可謂不復雜,然而他們在個體生命行至終點時,卻保有清澈的眼神。
這眼神投向傳奇般的過去——民國初年新學引進的篳路藍縷、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評選、1950~1960年代的新中國科學崛起、1970~1980年代的“科學的春天”。這眼神也投向未來——那是一個能向“錢學森問題”交出答卷的時代吧。
惟獨在當下,這清澈的眼神失焦了。60歲的中國科學院,在人類科學共同體的生命中,大概只能算是青年(15歲的中國工程院,夠算少年嗎)。然而翩翩少年、英挺青年的姿態(tài)有幾分?但見暮氣沉沉更多。至于甚者,不僅少了一分年輕的意氣,老年的世故、權謀、算計,統(tǒng)統(tǒng)都有。
不苛責個人,起碼如今這個科學共同體,和兩位前輩對不上眼。清澈眼神若逼視,能榨出西裝下面藏著的“小”來嗎?
“小”病有二。一曰境界低。貝、錢一輩科學家,對于國家民族興盛之事業(yè),念茲在茲,對于個人物化追求,看得寡淡。這樣的人生,當?shù)闷稹笆枥书_闊”四字,也當?shù)闷稹罢\摯”一詞。如今學者,包括不少院士,個人私心重壓下,終日營營役役,實在有辱斯文。
二曰氣局窄。古老中國一旦開始現(xiàn)代轉(zhuǎn)型,便有一批智者矢志追求最尖端的科學研究,其眼界和能力都是世界性的。錢學森的傳奇故事,便是明證。如今學者,同樣的,包括不少院士,自怯于開創(chuàng)性研究,自欺于低水平重復建設,自戀于課題、評獎,廣闊的科學田野活活被切割為私家耕種的一畝三分地。
作為中國科學共同體的機構形態(tài)和水準象征,科學院(包括工程院)有諸多成果,也確有巨大貢獻。但對于“小”病,它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治性的馴化,以及利益上的交疊,使得科學院越來越失掉它本來的面目,越來越像一個政府機關。
60歲的中科院迎來許多祝賀,祝它有更大的發(fā)展。這一點其實并無疑義,發(fā)展是必然的,但發(fā)展方向和發(fā)展品質(zhì)便大有討論的空間。結構性失誤不除,體制性積弊不除,“小”病不除,下一個甲子的科學院,只能是越發(fā)展,越顯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越呈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須知:科學院不是衙門,院士不是終身制官僚。
衙門化的科學院和官僚化的院士,已經(jīng)開始傷害這個機構和這一稱號在社會中的美譽。作為中國科學院原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錢學森的去世又帶走了幾分公眾對院士的敬意,又消褪了幾分科學院、工程院的神圣光環(huán)?茨锹斓募o念和致敬,如果不是對中國科學界現(xiàn)狀的嘲諷和批判,至少應該理解為對中國科學共同體的鞭策和期許。
錢學森這個名字,代表著科學家在公眾中享有的榮耀,也代表著中國科學家在世界科學史上享有的榮耀。他的去世,給科學院、工程院以及堂堂院士們提出一項挑戰(zhàn):如何能使得這分榮耀不歸于消散、不歸于虛無?如何去贏得新的榮耀——既在全球科學共同體中,也在全體國民的心間?
相比錢學森,貝時璋的離去顯得寂寥。于公眾層面,這無可指摘——普通民眾的科學認知,需要的是明星,而錢學森的傳奇經(jīng)歷,注定了他會成為這樣的明星。我們所期望的,是貝時璋的辭世在科學院里、院士圈內(nèi)、整個科學共同體中,不要太過沉寂。
院士們有義務使這位前輩的去世變得重要起來,他總結自己治學80年的心得,概括為“志勇恒愛”四字,即目標遠大、一往無前、百折不撓和樂此不疲,堪為科學界座右銘。中國科學院有義務使這位元老的去世變得重要起來,因為他是大陸最后一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48年那場空前(或許也有絕后之憾)的院士評選,承載著一種彌足珍貴的非政治化、非利益化的科學院組織狀態(tài)。
切記:科學院不是衙門,院士不是終身制官僚。
我們期待60歲的中國科學院振作起十二分的神智,努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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