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謝茂松：如何理解中華禮樂文明的“和平”本質？

　　中新社北京4月10日電 題：如何理解中華禮樂文明的“和平”本質？

　　作者 謝茂松 清華大學國家戰(zhàn)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度。縱觀歷史，即便國家強大時也沒有侵略別國。立足當下，中國堅持走和平發(fā)展道路。如何讓海外理解中國的和平理念？揭示作為中華文明底層結構的禮樂文明所蘊含的和平本質，或許是一條有效途徑。

　　禮樂文明并不是虛浮難懂的概念，它作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作為“活著的傳統(tǒng)”，如無分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流水一般貫注于一代代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小到春節(jié)期間中國人追求的“一團和氣”，大到當代中國發(fā)展道路的選擇，和平的傳統(tǒng)與基因一以貫之。

　　禮樂文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中華文明的底層結構是禮樂文明。禮與樂合稱，即禮樂，兩者代表了禮文化內部的張力。歷史上，周公“制禮作樂”，集夏商周三代禮之大成?？鬃永^周公之后而“周孔”并稱，因為他點出了禮文化所具有的價值普遍性以及“可長可久”的文明連續(xù)性。

　　究竟何為禮樂？從內在文化價值觀上講，禮樂背后抽象的文明原理是秩序與和諧。其價值觀就是《禮記》所說“親親”與“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義之道”，“親親”之“仁”代表和諧，“尊尊”之“義”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體內部必有的張力。

　　內在價值發(fā)而為制度，則是政治層面的“設官分職，任賢使能”與社會層面的家族、宗族、家庭之孝道，這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制度化生活安排。

　　政治層面的“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則落實為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階層對于“修己治人”“內圣外王之道”的政治與教化的雙重責任，中國政教之秩序乃是大一統(tǒng)之秩序。

　　社會層面來講，禮樂文明作為百姓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如流水一樣全部貫注于一代代中國人的政治、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一以貫之的內在精神延續(xù)至今。

　　春節(jié)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禮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為何春運承載了全世界最大的運輸量？為何大部分中國人都要回老家過年？春節(jié)背后凝聚著中國人最深層的文化價值觀，家庭團圓一起吃年夜飯，象征著“一團和氣”；貼春聯(lián)辭舊迎新，象征著“一種元氣”；還有春節(jié)愿望中的國泰民安，也象征著天地相交融，天下太平、政通人和。

　　剛過去的清明節(jié)，同樣牽動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抖Y記》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這是說春天雨露濕潤大地，萬物復蘇，天人相應，君子、孝子心里也如萬物復蘇一樣有所驚醒，在清明節(jié)祭祀時好像要見到逝去的親人，并以歡樂的心情來迎接，《禮記》接著又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春節(jié)、清明節(jié)分別處理一生、一死，但都一致強調“和氣”。

　　歷史上周邊國家為中國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作為“禮義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xù)未斷裂的文明，就內部而言，也正在于“禮義”的文化價值觀維系從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中華文明的“和平”心態(tài)亦用于處理競爭

　　判斷一個文明的出發(fā)點，要解決其是立足于和諧還是立足于沖突，這樣一個根本問題。《周易》為五經之首，張載強調，“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币_到和諧，需要君子、政治精英主動謀劃國家治理。政治家著眼的是一個整體的大和諧觀，是在動態(tài)中、全過程中達到的和諧。

　　禮之用，和為貴?！昂推健笔亲鳛楹椭C之“和”的題中應有之義，“和”是禮樂文明處理人與人、人與天地之間相互關系的根本原則，由“家和萬事興”推擴到國家、天下及天地之和的德性共同體，中華禮樂文明具有和平的本質。

　　在中國人眼中什么是“和”？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詩廣傳》里強調“氣愈溫而始有力”。人越溫柔敦厚，越有內在的力量。作為中華文明對于“和”的理解，“和”不是軟弱無力的，而是外柔中有內剛。王夫之一再強調“養(yǎng)和平之氣”，中華文明在講到和平時，最深層、最精微的乃是意指人心的和平，是一種血氣的和平，國家治理則從最根本上著眼于普通人的性情、血氣。

　　中華文明深刻認識到人類社會必然存在的競爭、斗爭，《荀子·禮論》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倍Y樂文明的功能正在于以“義”的價值觀作為原則來處理紛爭，而有“義”才能達到“和”，這就是禮樂文明仁與義、秩序與和諧之間的張力。

　　作為禮樂文明的六藝、八達禮之一的射禮，強調反求諸己，內志正而外體直，所以競爭是“君子之爭”，是“射以觀德”的德行之爭。這就是今日中國強調辦好自己的事而根本不是要與別國競爭的文明根源所在。

　　中國深知“戰(zhàn)爭與和平”的辯證法而堅持走和平發(fā)展之路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xù)未斷裂的文明，在歷史上曾屢次遭逢來自外部的危機與挑戰(zhàn)。2600多年前，《公羊傳·僖公四年》就有記載：“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p>

　　中華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機與挑戰(zhàn)，使得文明傳統(tǒng)保持延續(xù)性，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中華文明的文明意識所形成的內聚力。當然這也與中華文明深刻理解戰(zhàn)爭與和平的辯證關系有關。

　　中華文明對戰(zhàn)爭的理解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強調止戈為武，不懂和與戰(zhàn)的辯證法，一味為和而求和是達不到和的；《周易》強調“一陰一陽之謂道”，戰(zhàn)爭與和平的關系就是一陰一陽的辯證關系，而陰、陽二者的關系是陽主陰從，和平為陽，戰(zhàn)爭為陰，所以和平是出發(fā)點與目的所在，戰(zhàn)爭是不得已的，戰(zhàn)爭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其次，止戈為武乃是以正義的戰(zhàn)爭堅決制止非正義的戰(zhàn)爭，《周易》師卦象征戰(zhàn)爭，強調“正”，中華文明強調“仁者無敵”，強調戰(zhàn)爭的正義性，所以孟子會對“春秋無義戰(zhàn)”加以批評，這也是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相信抗戰(zhàn)最終勝利的文明根源之所在。其三，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不是好戰(zhàn)，而是孔子強調的慎戰(zhàn)，止戈為武的同時還要“知止”，知道如何合乎中正之道地節(jié)制戰(zhàn)爭并適可而止地結束戰(zhàn)爭。

　　中華文明作為農業(yè)文明，面對北方游牧民族草原帝國的一次次入侵，正是因為能夠以農業(yè)文明大國的舉國組織動員體制，并以持久戰(zhàn)的方式成功加以抵御，在一次次不懼犧牲的保家衛(wèi)國戰(zhàn)爭中，中國才能在“不絕若線”下保持其連續(xù)性，所以和平、善良并不等于好欺負。

　　中國人不僅強調知止，更不會主動發(fā)起非正義的對外侵略戰(zhàn)爭。中國不搞對外擴張，因為基于中華文明知止而可大可久的文明原理與高明智慧，歷朝歷代都深知對外擴張會導致外重內輕的道理。這也是以明朝國力之盛，鄭和七下西洋而始終恪守和平之原則的文明原理所在。此外，海外的擴張會導致海外軍事、經濟實力的大幅擴張，這會影響到本土、內部的穩(wěn)定與秩序，從而導致內部失衡瓦解。

　　這一點深刻體現(xiàn)于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防御戰(zhàn)略中。中華文明只是因應國勢的強弱消長而分別采取積極防御與消極防御兩種戰(zhàn)略。國力強盛時采取積極防御戰(zhàn)略以收復故土失地，但本質上依然是防御性的，這與西方歷史上國強必擴張、侵略、稱霸有著根本的不同。

　　當時間來到現(xiàn)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坝H親”與“尊尊”、“仁”與“義”作為政治、社會的兩大傳統(tǒng)原則及其組織方式，在中國共產黨開創(chuàng)的中國道路中得到深層次的繼承與轉化，和平發(fā)展成為外界理解中國道路的關鍵詞。

　　在對中華文明的繼承與更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成為一種新的文明樣態(tài)，所走出的中國道路也是對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浸潤中華禮樂文明的智慧，中國已走過數(shù)千年，不難發(fā)現(xiàn)文明的和平發(fā)展是歷史的必然。追根溯源、溫故知新，中國將以和平這一共同價值觀為引領，從中華文明的本質肌理、歷史精神中追求新的生存發(fā)展之道即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深刻理解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本質，我們就能在大歷史、文明史的視野下更深刻地理解當前烏克蘭局勢下的中方立場。習近平主席指出，烏克蘭局勢發(fā)展到這個地步，是中方不愿看到的。中方歷來主張和平，反對戰(zhàn)爭，這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強調“我們向來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fā)，獨立自主作出判斷”，認為各方應該共同支持俄烏對話談判，談出結果、談出和平。美國和北約也應該同俄羅斯開展對話，解開烏克蘭危機的背后癥結，化解俄烏雙方的安全憂慮。

　　習近平主席的表態(tài)深刻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本質，而“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fā)”，正是中華禮樂文明中“義”的文明原理在今天的展現(xiàn)。(完)

　　作者簡介：

　　謝茂松，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國家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家戰(zhàn)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科技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戰(zhàn)略研究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馬工程雙重委托項目首席專家；中央黨校文史部兼任教授，曲阜孔子書院執(zhí)行理事長；國務院國資委商業(yè)發(fā)展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民營經濟促進會專家委員會專家；華南理工大學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學術顧問，香港《南華早報》中國專家組專家。研究專長：經學，中國文明與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治術思維及實踐；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體制研究，中國文明與國家戰(zhàn)略研究，數(shù)字文明與中國科技新型舉國體制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中華書局，2013)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