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22日電 題：現代化迷思如何破解？

　　作者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研究平臺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2023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式提出十周年。十年前的3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今年也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全球發(fā)展倡議提出兩周年、全球安全倡議提出一周年。日前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中國提出全新的全球文明倡議，著眼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

　　一系列理念、倡議與行動，破題西方現代化迷思，為人類現代化進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新動能。

　　現代化的迷思

　　“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一概念源于“現代性(modernity)”，是西方宗教革命的產物?；仡櫄v史，14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高舉人文主義大旗，將人從神權中解放，宗教改革又將人從天主教會的束縛中解放，為早期資本主義萌芽發(fā)展、原始財富積累和資產階級革命奠定基礎。通過工業(yè)革命、海外殖民、商業(yè)擴張以及政治社會變革等，西方現代化步入快車道。

　　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現代化，由此很多觀點便認為，西方的現代文明，代表人類文明的終極形態(tài)，其他國家只有效仿和走西方化道路，才能實現現代化和文明進步。在他們看來，過去的巴比倫、埃及等文明雖曾輝煌，但已走向消亡，而現有文明是未開化或半開化的。

　　這種將西方化等同于現代化的觀點，是一種概念混淆，本質上是“西方中心主義”。事實上，西方國家通過資本的全球擴張，獲得在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主導地位后，并利用話語優(yōu)勢將現代化與西方化劃等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又對這套理論稍加修改，將世界分為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欠發(fā)達國家的三六九等，用發(fā)展經濟學給發(fā)展中國家以追隨發(fā)達國家的幻想，企圖使其放棄推翻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1989年，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將以西方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作為歷史發(fā)展方向和最終歸宿。近年，美西方又開始搭建所謂“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和“新冷戰(zhàn)”架構，以進一步鞏固“西方中心主義”。

　　西方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是一種“分”的邏輯，其本質是以文明的名義實施全球擴張。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在題為《全球化的本質》一文中表明，大航海時代的歐洲人將其文明通過傳教、商業(yè)、暴力等方式向全球范圍擴張、推廣，取得普遍主義的凌駕性支配地位；冷戰(zhàn)后美國全力打造“全球化”的意識形態(tài)，希望在全球推廣其生活方式，進而利用后冷戰(zhàn)單極世界優(yōu)勢，締造一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

　　從世界現代化的發(fā)展進程看，西方現代化并不適用于所有國家。很多國家將西方的經驗視為“范本”，移植照搬，全盤西化，卻少能真正實現現代化：有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有些雖走向現代化，如韓國、智利等，卻不得不在政治、安全等方面依附他國。

　　創(chuàng)造“中先生”

　　今天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離不開對西方的學習和借鑒。但這種借鑒不是簡單地否定過去，更不是照搬照抄，以“西化”為代價。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fā)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用“馬先生”激活“德先生”“賽先生”，進而創(chuàng)造“中先生”，改變了所謂“有西方現代化即文明，無西方現代化即落后”的思維定勢，一定程度上重新定義了現代化。

　　中共二十大報告集中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重要特征，即人口規(guī)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設立了更為全面的標準。

　　西方由果溯因，將現代化定義為以人—自然關系為主要標志的科技革命引發(fā)的工業(yè)化、城市化、農業(yè)現代化，否定了強調人—人關系的中華文明、人—神關系的印度及伊斯蘭文明現代化的可能性。

　　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這種倒果為因的敘事，告別西方現代化造成的“單向度的人”，鼓舞了文明古國實現現代化的信心，并以文明復興揚棄了西方現代化的弊端，提出人的全面發(fā)展、人—自然和合共生、和平發(fā)展道路的文明意義。

　　除了自身走向現代化，中國也希望與世界分享發(fā)展經驗、對現代化的理解，以及政黨在其中的責任。面對一系列世界的現代化之問，中國的回答可概括為“五觀”。

　　一是新的發(fā)展觀，如支持和幫助發(fā)展中國家實現工業(yè)化和現代化、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fā)展、培育全球發(fā)展新動能、構建全球發(fā)展共同體等內容，呼應了2021年提出的全球發(fā)展倡議。

　　二是新的安全觀，例如以對話彌合分歧、以合作化解爭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等內容，對應了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最近中國促成沙特與伊朗和解也是這一安全觀的具體體現。

　　三是新的合作觀，共同做大人類社會現代化的“蛋糕”，合作、開放、包容和落實真正的多邊主義，而非拉幫結派、排他和“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

　　四是新的生態(tài)觀，強調碳中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非人類中心主義。

　　最后落腳點是新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打破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開創(chuàng)了文明古國走符合自身國情現代化道路的先河，鼓舞了文明古國的現代化信心，還原了世界現代化的多樣性，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fā)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

　　全球文明共同體

　　當今世界風險挑戰(zhàn)不斷增多，全球不確定性持續(xù)上升，給和平與發(fā)展帶來困難。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世界越是動蕩不安，越處于十字路口之時，越需要強化共識，務實合作。

　　無論是全球發(fā)展共同體、全球安全共同體，還是全球生態(tài)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都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整體框架下的具體方面，展現了中國一以貫之的“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使命擔當。

　　今天，中國提出新的全球文明倡議，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打造全球文明伙伴，以全球文明共同體為最終落腳點。

　　首要前提條件，是尊重世界文明本身的多樣性。文明是復數，而非單數；傳統(tǒng)文化是滋養(yǎng)，而非羈絆。任何國家的發(fā)展和現代化建設，都必須建立在本國國情基礎上，而最大的國情是文化基礎，這是無法改變的DNA。

　　世界文明本身具有多樣性，近代以來，西方將自身文明定義為“普世”，對文明多樣性而言可謂一種破壞，今天世界需要回到真正的多樣性。

　　其次，讓文明成為文明，每個國家成為自己。共同體內部應為獨立自主的平等關系，若只是依附關系，便不能稱之為共同體。例如歐洲各國主權平等，通過自愿的主權讓渡行為建立歐洲聯盟，但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中缺乏國家間平等，失去了共同體的意義。當然，歐洲共同體也是同質性的共同體，缺乏對土耳其的包容性，對外產生負外部性。今天，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文明古國，應找到文明自信，推動本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而非簡單模仿，甚至依附他國。

　　最后，文明交流互鑒。文明從來不是死的、固定的，而是活的、動態(tài)的，不斷與時俱進。人類文明史可以說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鑒、包容、共存的發(fā)展史。中國歷史上，從戰(zhàn)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北魏孝文帝改革，唐代佛教禪宗興盛，到近代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再到今天中國式現代化，都是在文明互鑒中形成的新的創(chuàng)造。人類歷史上，一位西方學者曾說，人類的奇遇中最引人入勝的時候，可能就是希臘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相遇之時：希臘哲學強調人—自然關系，印度哲學強調人—神關系，而中國哲學強調人—人關系。這些文明交流，從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不是復古復辟，更不是模板翻板，而是不斷創(chuàng)新，包括技術、制度、社會甚至是文明本身的創(chuàng)新：茍日新，日日新。今天的生態(tài)文明、數字文明，與過去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有顯著差異，就是一種創(chuàng)新后的新的文明形態(tài)。

　　總之，必須從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高度去理解全球文明共同體和中國式現代化。全球文明共同體“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chuàng)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超越了西方人文主義、現代性關懷，實現人民性與人類性的完美統(tǒng)一，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

　　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其目的不僅是展示文明自信、相互尊重欣賞，更是在交流中創(chuàng)造新的文明形態(tài)，解決人類面臨的各種復雜尖銳的難題，找到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出路。(完)

　　作者簡介：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當代政黨平臺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曾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近著《世界之問、中國之答：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讀物)《從大寫意到工筆畫：“一帶一路”的理論與實踐》《國之交如何民相親：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之道》，專著《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zhàn)》《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連獲2015年、2016年中國好書，《中國聯通世界》獲中國政府出版獎。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聯合國大會邊會發(fā)表“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