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日下午近六時,中國首位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中),隨廣東代表團抵達北京,出席即將于五日開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中新社發(fā) 王東明 攝
3月2日下午,來自上海的農民工代表朱雪芹,隨同人大上海代表團抵達駐地北京京西賓館,將代表億萬農民工首次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中新社發(fā) 任晨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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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三月二日電 題:農民工代表被熱捧的冷思考
中新社記者 齊彬
生活在底層的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工,終于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有了自己的三名代表,他們連日來備受媒體熱捧,今后這些天,他們仍將是閃光燈的寵兒。
從受到社會歧視的弱勢群體,轉變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固然令人欣慰,但欣慰之余,社會還應當有冷靜的思考。
來自上海的朱雪芹、廣東的胡小燕和重慶的康厚明,是有史以來的首批農民工代表。
從普通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躍成為全國人大代表,三人的日常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不斷有農民工來找他們,寫信、打電話、發(fā)短信,反映各種問題。
三人的變化,是其背后的農民工社會地位得到提高的一個縮影。據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中國有兩億左右的農民工,他們對城市建設和發(fā)展功不可沒。
多年來,很多農民工在子女入學、社會保障、工資發(fā)放等方面,承受巨大的壓力和歧視;同時按照現行有關規(guī)定,他們也很難成為其所在城市的人大代表。因為他們“工作在城市,選舉在農村”
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做出明確規(guī)定: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朱雪芹等三位代表的產生,使這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中有了最直接的代言人。
雖然朱雪芹等三人都明白,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并非只是個人的榮耀,承載更多的代表龐大農民工群體的沉重責任。但坦白說,指望三人代表兩億多人的龐大群體,能夠發(fā)出這個群體的全部呼聲,顯然是不現實的。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就認為,“農民工出現人大代表的標志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但無論如何,農民工入選全國人大代表,是一個令人欣慰的開始。另一方面,能夠代表農民工的,并非僅僅只有三位農民工代表。
近年來,在整個社會的關注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態(tài)已經得到了很大改變,比如多年來各界都致力于解決農民工被拖欠工資問題;浙江取消城市暫住證制度,外來務工人員享受同城待遇;重慶設立農民工日;山西實施農民工權益保護條例等。
專家認為:農民工制度性身份是中國現行的社會體制和戶籍制度造成的。因此,解決外來工民生問題,就要從帶有根本性、制度性、法規(guī)性的深度來思考、研究和解決。
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fā)展,城鄉(xiāng)二元體制逐步改變,最終可使農民工融入到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共享社會進步發(fā)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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