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中,“問責風暴”再次刮起。這是近年來繼非典、開縣井噴和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之后,中國政壇掀起的新一輪“問責風暴”。
當然,雖說是“風暴”,這一切也并非“無章可循”。從山西襄汾潰壩案、河南登封礦難的問責,到深圳歌舞廳大火案、三鹿奶粉事件的問責,從孟學農(nóng)引咎辭去山西省長,到李長江、吳顯國去職,無不是依據(jù)《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guī)定》、《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等的有關規(guī)定進行的。
由于問責主體不明等原因,目前在一些地方還是存在著“千斤頂官員”,似乎無論發(fā)生了多大的事,受到社會多么嚴厲的指責,都能“扛著”,有些草草向公眾道歉了事。顯而易見,這些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拋棄的。關于這一點,公眾的確從最近的“問責風暴”中看到希望,也借此希望這種政治問責能夠日常化、制度化、透明化。簡而言之,使問責成為一種政治文化。
談到引咎辭職或者如何建立起一種好的問責文化,我總會想起2003年8月發(fā)生在法國的一件事。由于一場突如其來的熱浪,使法國許多老人在酷暑中死亡。事后法國殯儀部門透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shù)字,這年夏天法國死亡人數(shù)比2002年同期增加了13632人,而死亡人數(shù)的增加主要就是酷暑所致。
之所以會在短短幾天熱死這么多人,而且是老人,自然和法國的氣候有關。由于夏季通常并不太熱,絕大多數(shù)法國人家里并沒有安裝空調(diào)設備,有的人家甚至連電扇都沒有。不過,面對持續(xù)炎熱的天氣,法國衛(wèi)生總局在危機期間的表現(xiàn)實在欠佳。當危機達到一定程度、醫(yī)院和社會救助部門頻頻告急時,衛(wèi)生總局等部門依然上報說“局面已經(jīng)得到有效控制”。由此,衛(wèi)生總局局長呂西安•阿本海姆不得不引咎辭職,成為這一危機中第一個下臺謝罪的官員。
有意思的是,這位生于卡薩布蘭卡的醫(yī)學教授并沒有一辭了之。不久后,阿本海姆出版了一本名為《酷暑———公共健康問難》的書。當然,就私心而論,這本書不乏阿本海姆為自己辯解的成分,此前我也曾在法國的電視辯論中親見阿本海姆為自己如何開脫,而當?shù)夭簧倜襟w也稱他不過是“政治犧牲品”或者“法國度假文化的犧牲品”。當然,對于法國公眾而言,重要的是阿本海姆在這本書里詳細地分析了法國公共衛(wèi)生體系中的種種不足,以圖改進。
一個引咎辭職的官員,如果能夠懷著公心,誠心誠意希望類似事件不再發(fā)生,而且不因自己的去職而忿恨政府與社會,我想,無論他們著書還是寫文章,對這個國家都將是件十分有意義的事。畢竟,問責的完成,除了失職官員外,也包含對制度漏洞的問責。而下臺官員的參與,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制度完善的另一種保障,因為每個人的聲音都很重要。又畢竟,失職者對自己操作的機器為何失靈,總是最熟悉的。雖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但是在危機處理過程中,相較局外人而言,當局者總還是有更多的內(nèi)情可以掌握,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呈現(xiàn)。
□熊培云(北京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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