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來的人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xiāng)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北川縣進修學校校長徐正富,在心理志愿者給帳篷學校教師做心理疏導的材料上,將納蘭性德的《長相思》印上去,“這首詞幾乎就是為北川人寫的。”
悲傷之外,失眠、焦慮、易怒,這些心理學教材上的地震后遺癥,也開始不同程度地顯現(xiàn)。
“你經歷過地震,就會明白我為什么睡不著了。這就像吃感冒藥后打瞌睡一樣,是一種自然反應!壁w川如此描述失眠對自己的困擾。徐正富,這位“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連家都沒有了”的人,則承認自己“總是發(fā)無名火,急起來甚至不把領導放在眼里”。
根據(jù)震后一直在北川災區(qū)蹲點研究的,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站史占彪博士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shù)據(jù),北川擂鼓鎮(zhèn)和曲山鎮(zhèn)1600多名城鄉(xiāng)居民群體中,56.7%的人喪親,PTSD(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發(fā)病率達到14.7%,抑郁癥發(fā)病率10.2%。徐正富估計,這兩個數(shù)字在公務員群體中要更高。而抑郁癥,正是北川縣政府關于董玉飛事件的《情況說明》中披露的、可能的死亡原因之一。
縣政府搬到安昌后,北川公務員過起群體生活。董玉飛任職十多年的縣農業(yè)局,在一條小巷里租用一幢200多平米的房間,安排40人辦公和居住。近在咫尺,“連夫妻生活都沒法過,”董的一位前同事抱怨說。
“地震把整個北川的系統(tǒng)給打亂了,”徐正富總結說。從5月12日到現(xiàn)在,忙碌的趙川只探望過一次住在關內堰塞湖之上的父母。那次還是自己到家附近出差調研,將父母從家中叫到大街上才得以見面。
在北川的公務員群體及其家屬搬到僅有2萬人口的安昌鎮(zhèn),物價水漲船高,房租平均升幅達到4倍以上,“買衣服比北京的西單還貴”!吨袊侣勚芸酚浾咴诓稍L中發(fā)現(xiàn),很多官員的外套都是朋友捐贈的。
另一方面,北川公務員的工資卻很低,董玉飛這個級別的干部,工資1381元。其他災區(qū)公務員都能領津貼,在北川卻一直沒有發(fā)下來,包括趙川在內,北川很多公務員的一個現(xiàn)實困境是,買房時欠下的近10萬元的銀行貸款。
對于每天直接面對災民的基層干部而言,災情統(tǒng)計、發(fā)放補助、維護治安,以及板房建設帶來的占地、拆房、遷墳等問題,其中任何一個都足以讓人焦頭爛額,而因為自己是公務員,根據(jù)規(guī)定,不能領取救濟物資和救濟款,這讓本來工資就不高的他們覺得自己“還不如災民”。擂鼓鎮(zhèn)鎮(zhèn)長袁家貴說,在擂鼓鎮(zhèn),他的很多部下要求調走或辭職。
或許是看到了潛在的問題,北川縣政府曾在8、9月份實行強制輪休,實際上又無法執(zhí)行。在董玉飛去世后的10月10日,北川縣委下發(fā)《關于調整作息時間的通知》,宣布實行正常雙休日。
8月1日,趙川在成都參加會議,從與會的高校心理學教授那里知道,無論是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或是印度洋海嘯,半年后都是一個自殺高發(fā)期。教授們提到的自殺的“蝴蝶效應”讓他印象深刻。
談及董玉飛之死對北川官員的心理產生的影響,趙川說,這讓很多心情稍稍平靜的人,又回想起傷心往事。他希望這不會是死亡之蝶在揮動翅膀。 ★
(感謝中新社記者肖青對采訪提供幫助,文中“趙川”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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