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彭德懷的信持肯定態(tài)度,但在會上又不得不違心地對他提出批評
廬山的平靜終于在這一天被打破。彭德懷的信成了這場風暴的導火索。
1959年7月23日,8點20分,毛澤東來到廬山交際處直屬招待所參加第二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主席臺就座后看到了會場內(nèi)坐在最后一排的彭德懷。
他一坐下便開了火:“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以不可以呀?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覺,想講幾句!边@是毛澤東講話特有的方式。
“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么多。說是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河南人、河北人創(chuàng)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于貧困的自由’,想早點搞共產(chǎn)主義。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chǎn)階級狂熱性吧!
他在指出黨的歷史上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饒“四條路線”后,說:“現(xiàn)在又是一條路線。站不穩(wěn),扭秧歌,現(xiàn)在又表現(xiàn)出資產(chǎn)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僅有30公里,相當危險。”
“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jù)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浪中不堅定。”
明眼人一聽,這“第二種人”顯然不只是說彭德懷。在場的周恩來立刻緊張起來。他聽出毛澤東話中有話: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nèi)容我看基本正確,部分不妥。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據(jù)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是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引起與會者極大震動的同時,也深深地刺激著周恩來。
毛澤東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xiàn)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云同志,現(xiàn)在應該說我,實在一大堆事沒管。”周恩來是顧全大局的人,也是一個絕頂睿智的人,他知道,這次廬山會議雖然毛澤東決定反“左”,也有限度地作些自我批評,但他內(nèi)心深處卻有著某種不平衡和一個“結”——始終對幾年前的“反冒進”耿耿于懷,所以一有機會便點一下。今天他表面上是在表揚周恩來吸取了“反冒進”的教訓,這次“站住腳”了,沒和彭德懷攪在一起,但實際是在警告他不要像彭德懷那樣再搞“反冒進”。周恩來已聽出這弦外之音,所以他一言不發(fā)。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緊張,感到廬山會議的風向在變。彭德懷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說:“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會議的空氣就變了,我的情緒也是緊張的!
當天下午,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談話,周恩來說:“目前的情況有些緊張,要想辦法解決得好,為什么出現(xiàn)這個情況,這是大躍進中的緊張,勝利中的困難,出現(xiàn)這些困難的原因,主客觀都有,指標太高,超過了實際可能,綜合平衡沒有做好。”“要鼓氣,但要把虛氣去掉,鼓氣必須跟落實同時并進。干勁必須落實,才是腳踏實地的干勁!薄爸飨缶C合平衡,但是比例關系失調;主席要求留有余地,但這個本子(注:指冶金部關于生產(chǎn)安排的報告)沒有留有余地,把一切都打得滿滿的。這樣調整的結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廠血淋淋地下來,那沒辦法……非當機立斷不可!边@說明,周恩來在得知毛澤東又要反右的情況下,還是盡己所能糾“左”。
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談話,聽到了周恩來這些與自己類似的觀點。
彭德懷問:“這些情況為什么不到會上講一講呢?”
周恩來回答:“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接著說:“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沖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了那么一通。應當謹慎,吸取教訓!庇纱丝闯,周恩來是贊同彭德懷的信的內(nèi)容的,只是勸他注意方式,要謹慎。
廬山會議不僅改變了一個或幾個人的命運,而且至深至遠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發(fā)展進程。
面對突變的政治風云,許多人再也沒有心思欣賞廬山美景,“神仙會”變成了批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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