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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融腐敗一樣，金融反腐敗也由來已久。近10來，國內的專家分別從監(jiān)管手段、技術政策、制度建設等多個層面尋求解決之道。然而，至今其有效性并不明顯。本刊為此采訪了中國金融業(yè)不同時期的三位學者
蔡重直:不能用腐敗來反腐敗
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海南分行副行長，所著《論中國金融改革戰(zhàn)略》獲1985年孫冶方經濟學獎
新聞周刊：如果法制健全，金融腐敗是否可以得到緩解？
蔡：這里有一個對“法制健全”語境的理解，法制健全不意味著法規(guī)越多越好，實際上中國金融界已經出現了“泛法制規(guī)章化”的問題。在我看來，“泛法制規(guī)章化”就是無法制和無規(guī)章，在全世界，中國的金融法律法規(guī)條文(包括各個金融權力部門的紅頭文件)最多，看似規(guī)章法律制度無所不包無所不管，但卻效果很差。
犯法、違法、違紀、犯規(guī)……這些使得中國金融界雷區(qū)甚多，這是外國銀行家的普遍看法。
而由于司法缺乏獨立性，這些“泛法制規(guī)章化”還往往成為權力斗爭、公司政治的“公共利劍”。反腐敗本身需要法制化。我們不能用腐敗反腐敗，不能用非法制的方法手段及程序反腐敗，這樣會越反越腐敗。
新聞周刊：那么要怎樣有效遏制金融腐敗現象的不斷發(fā)生？
蔡：腐敗不應從某個行業(yè)或某個產業(yè)來劃分。腐敗是相對于權力而言的，當沒有權力的時候就沒有腐敗，而金融腐敗是權力腐敗鏈條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我們的生活中主要存在四種權力：一是管錢(貨幣)的權力，由于貨幣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標準，因而它是一切商品的最終表現形式和最高體現，而這種權力在中國過去時間里大部分不是通過市場進行配置，所以產生了貨幣的權力；第二是社會行政權力，用以批準和規(guī)范公民的許多基本行為；第三是人事權力，升降調動的權力，它關系到一個人的職業(yè)、政治或官場的前途；第四是決定公民的生命和政治的權力，涉及到司法公安紀檢的權力。
這四種權力形成了一個權力體系，共同作用，缺一不可。而與這四種權力伴生的就是四種權力的腐敗，這個體系，缺了哪一環(huán)都不行。
我們無法想象，當一個社會公安、監(jiān)察、司法和紀檢獨立和公正，人事制度透明，社會行政權力受到有效監(jiān)督時，而只有貨幣權力的腐敗肆無忌憚。所以我認為，僅從金融行業(yè)角度反腐敗并不利于根治腐敗，反會引起部門之見。
陸磊：需要有機制限制公權
曾任職于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中國金融腐敗指數”課題組成員
新聞周刊：你在設計反金融腐敗的微觀機制中，建議建立垂直的獨立的金融紀檢機構，這種設計有何新意?
陸：金融監(jiān)管機構作為監(jiān)管部門本身就有腐敗現象，事實上，中國的紀檢部門是在監(jiān)管部門內部的，如何實施監(jiān)督？紀檢部門是從屬于同一級行長的。我們在調查中發(fā)現，通常行長腐敗的機會是最多的。因為他的權力是缺乏監(jiān)督的，監(jiān)督者本身就是被行長領導的。
這個問題必須解決，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一個明鑒。必須有一個直接向最高層負責的機構來行使監(jiān)督權力。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愿意向總理或者最高層舉報的原因。但是，最高層的精力有限。基于此我們建議要建立一個縱向負責的監(jiān)管機構。
新聞周刊：這樣的制度設計就會形成有效的反腐敗機制？
陸：誰來監(jiān)督監(jiān)管者，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一定程度上來說，在中國現有的金融環(huán)境下，我們要在反腐敗機制上有所突破是有一定難度的。
現在反腐敗往往是事后的。比如，當前金融問題的爆發(fā)往往是企業(yè)那邊出問題了，才把銀行的問題暴露出來。其實，真正的反腐敗一定要是事前的，從一開始就不把錢貸給那些沒有償還能力的企業(yè)。
再則，就是法制上的問題。中國金融法律看上去都很好，但是細究起來就有問題，尤其是監(jiān)管權力的界定誰來界定？實際上我們需要一種機制來監(jiān)督公權，并激勵公權持有者對市場參與主體的有效約束，如此才能形成最有效的委托代理機制。
王大用：將篩子變成盆
現任國家開發(fā)銀行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國人民銀行山東分行副行長
新聞周刊：在中國，金融腐敗是否具有更深層次更復雜的體制動因？
王：我認為金融腐敗跟公務員腐敗以及國有企業(yè)腐敗有著非常相似的同源性，他們都處在一個體制上。當前，金融機構存在的腐敗案件非常多，涉案規(guī)模越來越大，用行政手段又屢禁不止，處理人員級別越來越高。仔細觀察這些案件，可以發(fā)現它們相當一部分發(fā)生在國有銀行和國有金融機構。
它暴露出的問題是：長期以來中國的銀行管理水平很差，激勵機制非常不合理，這種現狀又不能得到明顯的有效的改善。為什么不能？這就是治理結構的問題。
中國的銀行一直是行政官員式的管理，官營官辦的結構基本沒有變。這是最深的體制原因，我們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只有往前走，進行根本性的體制改革，首先改變治理結構，然后在此基礎上改進管理和激勵機制。
新聞周刊：有人提出建立“反腐敗個人保險賬戶”的反腐敗之計，這種方法的效果會怎樣？
王：金融腐敗保險中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如果是公款，官員的收入就不合理了。如果是私款，那投得越多就說明腐敗可能性越大。這些辦法其實都是并未深思熟慮的“小把戲”。
比方說，當你面對一個篩子的時候，你不可能通過堵住幾個孔而求得徹底截斷水流。中國的問題是要把篩子換成盆，當沒有漏洞的時候，何必還要這些補丁。
如果說認為搞這些“小把戲”就可以解決腐敗問題，那么我們就不需要體制改革了，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這些細枝末節(jié)手段的設計上，是不利于體制改革的。
新聞周刊：有專家認為，“中間過程利益集團”是金融改革的阻礙，你認為如何消除這種阻礙？
王：事實上，現在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不贊成繼續(xù)深化改革的，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希望永遠停留在現有的狀態(tài)中。比如，要徹底改革銀行治理結構，那么相當一部分銀行的管理者會下崗了，他們肯定要阻礙改革。
必須通過外部強力推動，堅定不移的下放權力，堅定不移地推行體制改革才是金融反腐敗的根本舉措。有人擔心阻力太大，改革推動力不足。我認為，現在的機會已經成熟，銀行改革的外部推動力并不弱，社會和老百姓要求變革，中央政府要求變革。必須強迫銀行進行改革，引入戰(zhàn)略投資人，徹底改變銀行治理結構。
如果股改取得成功，治理結構的到根本解決，那么這是一個治本的措施，因為他最終是把篩子變成了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