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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謂八個樣板戲，人們至今都記憶猶新�？墒蔷唧w到《紅燈記》，卻很少有人知道，江青是如何迫害他人而竊取其成果的。
這里必須談到一個人——阿甲。
延安歡迎會上的《游擊隊歌》
阿甲，1907年出生于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qū)湟里鎮(zhèn)一個教書先生的家庭，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
阿甲小時候在家鄉(xiāng)就很喜歡京劇，常在老人們的指導下學演古戲里的人物，得到大人們的贊賞。
1938年，阿甲來到延安，原想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政治或軍事，投入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一次活動中，無人會畫宣傳畫，有人就找到阿甲，他因曾跟懷舟學過一些國畫和書法，于是信手幾筆，便算是完全了任務。誰知這幾筆，卻整個地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
當時延安乃革命圣地，各界青年紛至沓來。來一批新同志，就要開一次歡迎會。在一次歡迎會上，阿甲為當時青年從軍抗日的熱情所動，情不自禁地上臺，用京劇的“流水板”演唱賀綠汀創(chuàng)作的歌曲《游擊隊歌》，這種獨特的形式，令人們頓覺耳目一新，掌聲如潮。
人們如同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一樣，一致認為阿甲的京戲比他的畫還要好。接著他就被調進了魯藝實驗劇團所屬的平劇(京劇)研究班，從此開始了以整個生命為代價的京劇事業(yè)。阿甲的戲劇觀從此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
后來，他寫了一篇有關京劇改革，服務抗戰(zhàn)的長篇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由周揚送到中央書記處，受到中央書記處的高度重視。中央決定從延安的青年中先選拔一批有藝術才能的專門學習平劇。接著又從國民參政會所發(fā)的有關領導同志的差旅費中抽調2000元，由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購置了一份戲箱。
延安“魯藝平劇研究團”正式成立后，阿甲擔任團長。他除了組織演員們深入到部隊、學校、機關和農村演出之外，還經常深入到戰(zhàn)斗第一線去演出，受到了邊區(qū)工農兵的熱烈歡迎。1942年，魯藝平劇研究團同賀龍領導的八路軍一二○師戰(zhàn)斗平劇社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劇研究院。毛澤東欣然為此題詞：“推陳出新”。
創(chuàng)作《紅燈記》前后
1949年4月，阿甲隨華北平劇研究院遷入北平。
接著，中華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阿甲當選為首屆中國文聯(lián)委員。此后，歷任文化部藝術處副處長、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等職。1961年，阿甲出任中國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研究室主任。這是阿甲京劇藝術生涯的黃金時代。
1958年，中國京劇院根據(jù)同名歌劇《白毛女》改編成現(xiàn)代京劇，這使阿甲非常興奮，因為歌劇《白毛女》當年在延安和解放區(qū)演出時，群眾爭相觀看的熱鬧場景一直都銘記在阿甲的心中，將這樣一部優(yōu)秀歌劇改編成現(xiàn)代京劇，也是阿甲多年來的一個夢想，今天這個夢想終于得以實現(xiàn)。
為了演好這出戲，阿甲和鄭亦秋一同擔任導演。演員班子也經過了精心的挑選，由著名京劇演員李少春、袁世海等擔任主演。
京劇《白毛女》的演出給看慣了古裝紅的觀眾們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加上許多著名京劇演員的精彩表演，體現(xiàn)深刻的時代內涵，成功的演出一下子轟動了當時的北京城。
1964年，阿甲經過多年的積累之后，進入了現(xiàn)代京劇創(chuàng)作的頂峰時期。這一年，在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的演出中，一部以后為全國人民家喻戶曉的現(xiàn)代京劇同阿甲的名字緊緊地聯(lián)結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改編了現(xiàn)代京劇《紅燈記》，接著又由阿甲擔任導演，由著名京劇演員李少春、高玉倩、劉長瑜、袁世海擔任主演，開始了對這部京劇的排練。阿甲將多年對于現(xiàn)代京劇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部用在了這部劇中。他精心地對許多唱詞進行了在傳統(tǒng)基礎上的發(fā)掘。在他和劇組所有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紅燈記》在這一年的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的演出中一炮打響，引起轟動。
《紅燈記》是中國京劇藝術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果，阿甲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從此，阿甲的名字便與《紅燈記》這部現(xiàn)代京劇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紅燈記》公演前后，被此時在中宣部藝術局任職的江青盯住了。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講話時，就指使人點名誣陷阿甲“破壞京劇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1968年6月，江青在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座談會上又一再地誣陷阿甲說：“阿甲這個人很壞，是歷史反革命，又是現(xiàn)代反革命�！睆拇酥螅⒓拙鸵恢卑づ�，幾乎天天都有，輪流在各個部門游斗。一個六十開外的老人，又患有高血壓和冠心病，身體、精神都難以支撐。
就是這樣江青還覺得不夠，她還在有關的會議上一再地煽風點火。她說：“阿甲這個人不好斗，厲害得很，你們要狠狠地斗，每天斗。”
只可憐一個阿甲老人，苦心改編了《紅燈記》的劇本，結果卻落得個家破人亡。他的夫人方華也因此遭到了江青的點名，受到令人難以忍受的毒打，最后被迫害致死。江青將阿甲等原創(chuàng)人員拋在一邊，自己組織力量對原劇本進行了一些局部的改動和壓縮，一部新的《紅燈記》便在江青的精心策劃下開始出籠了。
1970年5月，江青利用掌握的輿論工具，在《紅旗》雜志上全文刊登了由江青組織人所精心炮制的《紅燈記》。一本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發(fā)表一個京劇的劇本，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情。
為了給自己樹立“政績”，這期《紅旗》雜志發(fā)表了一篇為江青鳴鑼開道的文章，題目叫《為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典型而斗爭》。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肆意地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陶鑄、陸定一等同志，胡說什么他們鎮(zhèn)壓京劇革命多次失敗之后，又通過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陣，要把《紅燈記》炮制成一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如此一篇胡言亂語的文章是誰寫的呢？原來竟是江青的“杰作”。她寫好后又經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指點和精心批閱后才出籠的。
由此可見，江青一伙緊緊抓住《紅燈記》不單是竊取別人的創(chuàng)作成果，同時也想借此來誣蔑和打倒黨和國家一大批領導干部，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為了防止阿甲拿出原作來對證，在發(fā)表這篇文章和劇本之前的1970年3月，阿甲的家里突然沖進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對其實行翻箱倒柜的搜查，將阿甲所寫的《紅燈記》的手稿全部抄走，使阿甲的手里再無任何東西可以作證。
當年，筆者和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一樣，在狂熱的樣板戲浪潮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紅燈記》，誰也沒有想到這后面竟隱藏著如此令人難以相信的黑幕！
198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此案進行了審理。
在法庭上，審判員問江青：“你是不是講述過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對于如此一筆血債，江青冷漠地回答說：“不記得�！�
法庭通知阿甲出庭作證。
阿甲出庭，雙目怒視被告席上的江青，列數(shù)了江青為著竊取《紅燈記》的成果。對他實行的種種非人的迫害。
阿甲說：“江青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這里有一個《紅燈記》的問題。在1964年，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匯演的時候，江青欺世盜名，奪取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勞動成果，據(jù)為己有，作為她篡黨奪權的政治資本，我和京劇院的全體同志改編和演出的《紅燈記》，是八個所謂樣板戲中突出的一個，她當然不肯放過。本來嘛，一個改編的《紅燈記》有什么了不起的�。∧隳萌ゾ退懔寺�，為什么還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為江青既要做‘披荊斬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須要捏造破壞京劇革命的對象……”
在阿甲咄咄逼人的證詞面前，江青無言以對。
二十六年后，《紅燈記》再現(xiàn)舞臺
1990年，徽班進京二百周年。北京舉行了許多場京劇著名劇目的演出活動。《紅燈記》作為現(xiàn)代京劇的首演劇目，被放在了矚目的位置。
這是在《紅燈記》首演后的26年，在經歷過了“文革”中江青一伙對于該劇的破壞和對于阿甲的迫害之后，在首都的劇場上再次公開演出。受盡折磨的阿甲應邀觀看了演出，并安排他在最后與廣大觀眾見面。
當阿甲等有關人員走上戲臺，臺下頓時爆發(fā)出一陣山呼海嘯般的掌聲，全場觀眾擁向臺前，向阿甲致意的歡呼聲經久不息。
阿甲老人被感動得流出了熱淚。
(文/沈國凡 摘自《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