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華盛頓短期工作，日常起居不可避免地要對中美兩國貨幣的購買力進行一些對比，從日常消費看，大米1.4美元1公斤，雞蛋1美元12個，公共汽車1.25美元可乘坐2小時，地鐵周票不限制上車時間的每周為32美元；在華盛頓一套60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住房每月租金為約1500美元。
此間有學者通過比較兩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由此推斷人民幣幣值被大大低估了。最具代表性的是《經(jīng)濟學家》雜志推出的漢堡指數(shù)，它按同一規(guī)格的漢堡包在世界各地的價格而測算世界各國貨幣的幣值，由此推算人民幣在2004年低估了57%，并聲稱這樣的測算能使復雜的匯率理論變得簡單明了。
與此方法殊途同歸的是世界銀行的每年發(fā)表的《世界經(jīng)濟指標》報告，分別按現(xiàn)行匯率和購買力平價指數(shù)兩者對各國的GDP進行測算和比較。按照其測算的購買力平價指標，中國的經(jīng)濟總量在2002年已經(jīng)達到5.79萬億美元，人均收入為7380美元。GDP總量遠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這數(shù)字就是世界銀行內部的研究人員也認為是高估了。
應該說比較兩國的貨幣幣值，存在著很大的難度。物價在變動之中，如果局限在很小的樣本范圍內，得出的結論難免會有局限性。例如同樣以《經(jīng)濟學家》雜志的測算方法，在美國用漢堡價格換成轎車價格，則情況就完全相反。一輛國內售價在2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廣州產(chǎn)本田轎車，相似類型的車在美國1.4萬美元可以買到。戴爾公司新推出了一款筆記本電腦，價格不超過600美元，國內則要萬元以上。如以此而論，則人民幣幣值又可以說是大大被高估了。
如何確定兩國貨幣的比價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事。西方人希冀將此復雜的事情簡單化，結論也都是從本國自身的利益出發(fā)的。
同樣的情況是關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其主要來源是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到美國后，正是大選期間，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在這次大選中被一再提及，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美國兩黨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都發(fā)表了一些帶有情緒色彩的言論，以取悅選民。理由不外乎是人民幣估值過低，加上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近年來大幅度貶值，人民幣幣值更進一步被低估，這有利于中國的出口，由此也對美國國內的就業(yè)市場產(chǎn)生沖擊。將美國嚴重的失業(yè)問題歸結為人民幣過低的匯率，實際上是把匯率問題政治化了。由于過于牽強，因此未能成為美國大選的熱點話題。
美國大選結束后，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內，從發(fā)展趨勢看，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將逐步緩解，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逐漸弱化。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首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全部外貿赤字的比重并不大，并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二是隨著美國經(jīng)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就業(yè)問題逐步有所緩解，有利于緩和與美國產(chǎn)業(yè)界的矛盾。最近看到美國商務部財政部部長主持的經(jīng)濟會議，反映最強烈的是社會保障問題，法律改革問題，醫(yī)療服務問題等。三是美國進入新一輪的加息周期，隨著美國利率的逐步走高，美元利率已經(jīng)高于人民幣的利率，兩國貨幣之間的利差已發(fā)生反轉，有利于美元回流。四是美國國會在2003年初通過立法調降美國企業(yè)海外投資收益稅，鼓勵海外投資資金回流美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美國不應當將改變其巨額貿易逆差狀況的希望寄托在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貨幣上。關于這一點，美國政府的局內人自己是看得很清楚的。我的同事伯特在04年9月前一直是美國財政部東亞國家辦公室的負責人，他是這樣評論中美匯率問題的：在2003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全部外貿赤字的比重為6.5%，而日本則為15%，石油輸出國為20%，歐元區(qū)為28%。到2004年底，中國的貿易順差在美國外貿赤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對這一點大家是都看得很清楚，人民幣匯率問題被政治化了，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處在產(chǎn)業(yè)工會和國會的雙重壓力之間，所能選擇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此類觀點在美國的官員和學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關于人民幣匯率是否合理，關鍵還是要看是否有利于本國經(jīng)濟健康穩(wěn)定的發(fā)展，并不用太過于在意別國的輿論壓力，更不應屈從于國際游資的套利行為。
(稿件來源：《學習時報》，作者：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