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3月25日電當日本急切地向“常任夢”大踏步時，來自亞洲社會民間地抗議聲此起彼伏。各國民眾再次敏感地觀察起日本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
三月份，日本外務大臣町村信孝提出要求中國改善在歷史問題上的“反日教育”，一石激起千層浪。到底中國的歷史教育和中國教科書中有沒有“丑化日本人”，相關(guān)專家在《中文導報》指出，事實上，中國關(guān)于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教授中日友好的。
中國近代以來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
中國東北師范大學徐冰教授指出，雖然中日友好是主流，但在部分日本社會和某些政治家中確有“中國的愛國教育幾乎等同于抗日”的看法，甚至有的媒體人士認為：中國政府正在利用歷史問題將日本變?yōu)橹袊擞肋h憎恨的對象。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刊載有關(guān)日軍暴行的史實和照片，是導致中國一般民眾反日、討厭日本人的根源。
中國近代以來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究竟怎樣？徐冰教授指出：1898年中國發(fā)生戊戌變法，日本成了中國的樣板，那以后的教科書中多是贊美日本的文章，介紹日本的新氣象，日本人的善良，日本在建立現(xiàn)代國家過程中怎樣解決不平等條約等。如1902年的教科書《蒙學讀本》中有題為《龜田窮樂敬愛其母》的課文，贊揚日本人有孝心�！ �
1952年的中學語文課本中有孫犁的《白洋淀邊》、《小英雄雨來》這兩篇以抗日為主題的文章，但也選用了贊揚日本人的魯迅的《藤野先生》。
1972年中日復交以后，1973年上海中學語文課本第二冊第八課選用了《人民日報》1971年8月7日的文章《回憶在日本的日子》，描寫中國乒乓球隊在名古屋時和日本人民的友情，講旅店的服務員如何熱情，向中國乒乓球隊員們要毛主席像章等。
進入80年代，語文課本中除了抗日主題的《小英雄雨來》、《河北的地道戰(zhàn)》外，也有盛贊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藤野先生》和冰心的《櫻花贊》。
2000年11月，在日本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協(xié)助下，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開發(fā)中心編寫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中學日語課本和全日制高中日語教材，注重介紹日本文化，每個單元都有介紹日本和日本人的內(nèi)容，如有《守紀律的日本人》、《日本的飲食文化》、《日本的風俗》、《日本高中生的文化生活》、《日本的產(chǎn)業(yè)》、《日本的環(huán)保》、《日本的家庭》、《注重教育的日本》、《日本的政府機關(guān)》。
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公民道德讀本》，其中一篇為《愛與感情──從愛子的命名而來》，講的皇太子的女兒愛子的命名是聽取了漢學家的意見，來源于《孟子》的“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日本專家對中國教科書的看法
長期在中國進行教學工作的日本人，西安外語學院日語專家關(guān)根謙1988年曾在日本出版了一本著作叫《中國的教科書中的日本和日本人》，關(guān)根謙詳細研究了中國小、中、高的語文和歷史教科書等后認為，中國關(guān)于日本的教育的首要目標是教授中日友好，教授兩國友好關(guān)系的悠久歷史，在此基礎上，還讓學生思考學習日本先進的技術(shù)的意義。第二是正確地教授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的事實，在此之際，強調(diào)將侵略者和人民嚴格區(qū)分的必要性。
在此基礎上，作為一個大目標，是教授面對侵略中國人民的英雄的人生方式，以培養(yǎng)兒童和學生的愛國心和共產(chǎn)主義人格。這也許會自然產(chǎn)生對侵略者的憎惡，但是教育目標的最大的重點，是愛祖國和愛中國共產(chǎn)黨。
實際上，在中小學中，不僅沒有以日本侵略中國為主題的作文，連如何思考日中關(guān)系之類的作文也是沒有的。
關(guān)根謙還指出：中國的小學課本中節(jié)選了魯迅的《藤野先生》中的一段，并給這一段起了一個名字叫《在仙臺》。魯迅的《藤野先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是所謂“幻燈事件”，講的是日本軍隊如何將被認做是“俄國間諜”的中國人殺死的場面。但是《在仙臺》在這個重要的段落之前就結(jié)束了，而且所強調(diào)的是藤野先生如何熱心和作為中國留學生的魯迅的接觸。歸根結(jié)底，這里的教學重點不是魯迅，而是日本醫(yī)學研究者藤野先生，《在仙臺》是中國的“友好第一”在教材上的如實反映。
關(guān)系惡化，誰之錯？
專家指出，從中國教科書和采訪來看，說中國政府有意進行反日教育，似乎有些不客觀。從研究可以看出，在進入2000年以后，對日本正面贊揚的內(nèi)容在中國的教科書中不斷增加，為什么雙方的國民感情反而不好了呢？
專家指出，現(xiàn)在中國民間對日感情的惡化，一些因素是明確的：
1、日本新一代領導人和過去一代的領導人不同，他們一方面慶幸自己成長于戰(zhàn)后，對戰(zhàn)爭沒有責任，由此他們沒有像田中角榮那一代領導人那樣的對戰(zhàn)爭的反省意識，但是為了“標新立異”，表明他們和過去領導人的“不同點”，他們往往還為戰(zhàn)爭作某種辯解，這就造成了他們在邏輯上的不一貫。雖然日本人最推崇的哲學就是“無�！�，但是這種邏輯上的不一貫性，在外交上會令其它國家的人們非常難以理解。
2、中日某些媒體的商業(yè)化傾向越來越濃重，使他們樂于夸張地報道對方的負面因素，歌舞升平的新聞賣不出去，而能夠煽動起人們憤怒和激動情緒的新聞非常有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