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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熟悉“從一粒砂看見世界/在一朵野花里見到天堂”這個詩的名句。
它出自英國畫家詩人兼當時最勇猛的社會批評家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的長詩《天真之兆》的起首句。在這首長詩里,它的結(jié)尾句也同樣擲地有聲:
我們被引導(dǎo)著去相信謊言
當我們看卻不經(jīng)過雙眼;
它在黑暗里生也在黑暗里滅
當靈魂在光照里卻沉睡。
在這里,“我們被引導(dǎo)著去相信謊言”之句,最可以用來當做今天“媒體批判”的指針。我們通常都習(xí)慣的相信媒體是“公正”、“客觀”的在呈現(xiàn)事實。這種媒體的客觀性當然不能完全否認,但在許多事情上,媒體也確實在政治操縱下,扮演著偏見和歧視擴大再生產(chǎn)的功能。這也就是當代美國異議思想領(lǐng)袖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謂的“必要的假象”。他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一書里,就如此說道:“簡言之,主要的媒體乃是一個個公司,它們之目的,就是要把少數(shù)特權(quán)人物的觀點推銷給別人。媒體的集中與壟斷相當嚴重,而且還在日益強化中。此外,媒體的管理階層也同樣來自特權(quán)階層,他們反映了該階層利益所需要的知覺和立場。因此,新聞記者進入這個體系,除非他們向那種意識形態(tài)壓力屈服,內(nèi)化成自己的價值,否則即無法生存。那些不屈服的,即會被掃地出門。”
日前,“美國百人會”委托“國際佐格比民調(diào)公司”所做的民意調(diào)查,它所得到的結(jié)果,就是個有趣的例證。那就是,美國一般公民對中國有好感,已由1994年的46%,增至目前的59%;認為中國有經(jīng)濟威脅的僅占24%,認為有軍事威脅的則只有15%。但到了美國國會議員這個政治階層,數(shù)字卻全反了,對中國有好感的僅占19%,認為有經(jīng)濟威脅的占54%,認為有軍事威脅的,則為36%。
這種政治階層與平民階層的巨大差異,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政治階層更接近美國的“政經(jīng)軍產(chǎn)業(yè)復(fù)合體”,因而有更強的獵巫及尋找假想敵之傾向,使它們對中國有更強的敵對性。而這種敵對性并非始于今日。它早已經(jīng)由媒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價值被扭曲的選擇性敘事邏輯。最近這段期間,韓國及中國,甚至華人地區(qū)對日本表達不滿的抗議事件,西方媒體有些報道及評論的角度,其惡意實在讓人無法恭維。
我們可以設(shè)想,如果今天的德國不斷增加軍事預(yù)算;或者它的政府或國會,認為當年的納粹并沒有什么不對,希特勒不過是要像浴血鳳凰一樣,讓歐洲重生而已;而后基于這樣的觀點修改教科書,藉以恢復(fù)德國人民的驕傲感,不必再像現(xiàn)在一樣,活在罪惡意識之下,則不但美國會罵成一團,甚至還不無可能以此為名目,對德國采取軍事行動。
但這種事情發(fā)生在日本身上,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媒體,卻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它們不去談日本近年來的擴軍,不談日本殖民侵略時代留下的領(lǐng)土糾紛,不談日本首相的朝拜靖國神社,不談日本的修改教科書,而只是把抗議事件簡單的說成是具有貶義的“反日”事件。韓國對日本態(tài)度強硬,這些媒體不去追究是非,卻只強調(diào)這是盧武鉉為了國會改選而使出的招式及策略。在這種奇怪的報道敘述邏輯下,韓國反倒似乎成了不理性的一方。媒體可以透過報道的角度、使用的語言及詮釋方式,讓是非顛倒、黑白混淆,這就是證明。
而更離譜的,乃是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群眾抗議活動時的那種惡意扭曲了。
中國的群眾事件和任何其它國家一樣,也有所謂的“愛國主義”的類型。例如,美國的“誤炸”中國駐南聯(lián)大使館、美國的南海軍機“誤撞”事件,這種與“外侮”有關(guān)的事件,在任何國家也都必然出現(xiàn),但在西方媒體的報道里,卻千篇一律的會將這種群眾事件“去合法化”。它們會宣稱這種事件都是官方控制的。在它們的邏輯里,中國人儼然已成了一種不會對它們憤怒的奴隸。任何會表達這種憤怒的,都被矮化成官方的工具。這是一種奇特的切割術(shù)和分類法。
在這次對日本的群眾事件里,由于日本的所為符合了美國的政治利益,因而美國媒體在報道時,皆宣稱這種事件有官方支持,媒體甚至還會找一兩個人來談話,做為證明。美國所支持的事情,不容許有人說不,媒體的這種惡意里,其實已濃縮出了國家的惡意。
因此,最近這段期間,看到外國媒體對中韓群眾事件那種扭曲的、避重就輕的,甚或惡意的報道,這除了證明系統(tǒng)化誤導(dǎo)式說謊的可惡外,但換個角度看,它們會對德日采取雙重標準來對待,這也反映出亞洲人還不夠努力,所以才會蒙受到這種雙重標準的待遇。日本無法變成德國,乃是亞洲缺乏了讓它變成德國的力量。這一點或許才是參加抗戰(zhàn)的群眾應(yīng)自省的吧!(摘自香港明報;作者:南方朔;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