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將解決東北問題的希望寄托于國聯(lián),結果不但調解失敗,反使日本侵略野心愈加膨脹。歷史證明,惟有獨立自主、自強不息才能真正維護民族利益,實現(xiàn)民族的偉大復興。
“九一八事變”始,積弱的民國政府將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在當時的列強“調停”上,最終并未阻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腳步。中國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依然要靠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犧牲與奮斗,這是民族利益的根基。
國際調停難保中國利益
這是一段令人扼腕興嘆的往事。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經過精心策劃,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的一段鐵路,隨即又自導自演、賊喊捉賊地出兵攻打北大營中國駐軍,并同時攻打沈陽城及東北鐵路沿線各重鎮(zhèn),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駐東北的中國軍隊依據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絕對不抵抗”旨意,拱手讓出了北大營和沈陽城,隨后又從東北各城鎮(zhèn)撤退。只10數日,日軍幾乎兵不血刃地輕取了東北遼、吉兩省數十座重鎮(zhèn)、控制了東北十余條鐵路線。
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對日奉行“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基本思路,一是認為中國國力、軍力不如日本,“抵抗必亡”;二是寄希望于“國際公理”,靜候國際解決,也就是期待“國聯(lián)”及操縱“國聯(lián)”的美英法等出面調解、“主持公道”、幫助中國“勸退”侵占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國民政府外交部訓令正在日內瓦“國聯(lián)”總部開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和王家楨依據國聯(lián)憲章第十一條,于9月21日向“國聯(lián)”理事會“控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破壞國聯(lián)憲章,要求“國聯(lián)”出面“主持公道”,阻止日本侵略。“國聯(lián)”隨后在9、10月間召開了幾次會議,作出了幾項決議,包括要求日本撤軍等。12月10日,“國聯(lián)”又作出了派一個調查團赴實地調查,調解中日沖突的決議。
1932年1月,“國聯(lián)”組成了以英國駐“國聯(lián)”代表李頓勛爵為團長的調查團,成員包括英美法德意五大國代表。調查團3月14日到上海,4月20日到東北,在中國各地旅行、“調查”約半年時間,于當年9月4日擬成《國聯(lián)調查團報告書》,并于10月1日在日內瓦正式發(fā)表。
《國聯(lián)調查團報告書》共272頁,約75萬字,其內容一方面承認“東北為中國的一部分”,否認日本進攻北大營和侵占東北的合法性,要求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后的新占領區(qū)撤軍;另一方面又承認日本在東北有“特殊利益”,宣稱中日沖突不僅是軍事沖突,也是政治、經濟沖突,甚至把中國抵制日貨也列為沖突的原因。這等于是在中日間各打五十大板!秷蟾鏁凡⒄J為“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原狀”不能解決中日間的沖突,提出了解決“九一八事變”和中日沖突的“十大原則”,包括在維護中國對東北主權的原則下,允許東北地方“高度自治”,同時承認日本在東北的“既得利益”等。1933年2月24日,“國聯(lián)”以42票贊成、1票反對(日本)、一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國聯(lián)特別大會關于中日爭議報告書》。
對“國聯(lián)”調解,日本并不接受,認為“國聯(lián)”裁決的實質是讓日本從其占據的東北撤軍,要狼吐出已到口的獵物當然不可能。
在“國聯(lián)”調解期間,日本不斷擴大侵略,幾個月間侵占東北全境,于1932年3月1日一手操縱建立了偽“滿洲國”,并調兵進攻上海,以轉移國際社會對關東軍侵占東北的壓力。《國聯(lián)特別大會關于中日爭議報告書》通過后,日本極其不滿,于1933年2月27日宣布退出“國聯(lián)”。自此以后,日本進一步擺脫國際制約,放手侵華,相繼侵占熱河、策動“華北自治”,直至1937年7月7日發(fā)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zhàn)爭。
寄望于人終于落空
“九一八事變”時,中國只能依據中國是“弱國”的現(xiàn)實,選擇“弱國”的外交路線。國民政府選擇“不抵抗”及把爭端提交“國聯(lián)”是這種“弱國”外交路線的具體表現(xiàn)。
這一外交路線的決策依據一是奠基于中國國力、軍力不及日本的嚴酷現(xiàn)實,并認為如中國抵抗必然招來日本更大的壓力,使對抗不斷升級,以致中國在重壓下“舉國崩盤”;二是“國聯(lián)”及美英法等大國與日本有矛盾,不會對日本侵占東北坐視不管。更長遠的考慮則是盡量推遲中日全面攤牌的時間,積蓄國力,并等待國際時局變化及日本與其他列強的矛盾激化。
然而,即使按“弱國外交”的標準衡量,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也不是最佳選擇。首先,國民政府決策時只考慮了中國國力、軍力不及日本的因素,卻沒有考慮日本國內軍部與內閣之間、軍部內部陸、海軍之間在侵華問題上存在矛盾,而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種矛盾做文章,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事實上,當時日本關東軍駐沈陽部隊僅一個聯(lián)隊、約2000余人,而駐北大營的中國駐軍王以哲第七旅有萬余人,裝備精良,不遜于日軍。此外,東北全境,中國軍隊有30萬人,而關東軍僅萬余人,中方如能奮起抵抗,關東軍很難得手。這說明當時如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可能是最佳的“弱國”外交路線。政治上可能有助于日本國內的“穩(wěn)健派”抑制急于大規(guī)模武力侵華的“少壯派”,而不抵抗路線卻使日本“少壯派”得勢更囂張。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對日外交的另一個失誤是高估了“國聯(lián)”的功能和作用。殊不知,當時的“國聯(lián)”只是列強“共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分贓”組織。列強對“國聯(lián)”的態(tài)度是有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棄之。在此情況下,不可能指望“國聯(lián)”出面為中國主持公理。同時,“國聯(lián)”也不是一個有真實“權力”的機構,無力制裁侵略者。當日本不接受“國聯(lián)”裁決,并宣布退出“國聯(lián)”時,“國聯(lián)”除了“望日興嘆”外,不可能對抗拒“國聯(lián)”裁決的日本采取任何強制措施。
獨立自主是外交的靈魂
1931年11月30日,也就是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兩個多月后,蔣介石在任命顧維鈞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訓詞”中寫道:“外交為無形之戰(zhàn)爭,其成敗勝負之價值,則超于任何一切戰(zhàn)爭之上,而世人不知之也!饨恢蹧_尊俎,其致力之遠,收效之大,有遠勝于軍事十百千倍者,亦在乎任之專而信之篤”。這段話大言大義,有兩層意思不得不點透,一是說外交形同戰(zhàn)爭,是“文打”,其成敗勝負較之“武打”更緊要;二是說軍事行動講進退虛實,外交更要知進退、知虛實。
從這段文字看,蔣介石對外交“謀略”的認識不可謂不精通。但從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處置的失誤看,外交光有謀略還不夠,更要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獨立自主,就是不把外交的自主權、主動權拱手讓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外交自主才是最大的“謀略”。
國民政府處置“九一八事變”最大的失誤就是其外交缺乏靈魂、缺乏自主性,把中國的命運寄托于靠不住的“國聯(lián)”和“國際時局變化”。
在21世紀,中國在加速發(fā)展,國際環(huán)境和世界潮流也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已不是“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世界也不是“九一八事變”時的世界。全球化和區(qū)域化在雙雙推進,各國的安全、發(fā)展利益愈來愈具有同一性、普遍性。今天的聯(lián)合國,不論是其普遍性、公正性、國際認同度及國際權威,都已非當年的“國聯(lián)”可比。然而,國家利益的特殊性、國家沖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堅持外交的自主性,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充分保障本國利益,依然是任何一國對外政策的靈魂。
(來源:《瞭望》周刊;作者林利民為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