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巴金
僅憑早期的《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巴金就已經(jīng)確立了“巴、老、曹”并稱的巨匠地位。但因為有了5卷本、40多萬字的《隨想錄》，不但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講真話”的巨大的勇氣，而成為一個特殊時代中最具標志性意義的榜樣。正如魯迅已經(jīng)不僅是中國文學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標志一樣，巴金是作為民族良心和品質(zhì)的旗幟而被人們所崇敬。
“想不通”：通過受苦凈化心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使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感到驚喜，發(fā)出了迎接黎明的歡呼。這在巴金的思想發(fā)展上也呈現(xiàn)出歷史的轉(zhuǎn)折。他毅然投入到新社會的懷抱，義無返顧地跟著時代的步伐向前邁進。只是以后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使不少知識分子陷入困境，尤其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巴金也同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受到莫大的沖擊。
文革開始后，巴金被當作“上海文學界最大的罪人”來批斗，接著就是無數(shù)次迫害接踵而來。
一個晚上，幾個中學生翻墻進來，為首的只不過十四五歲，是從北京宋的干部子弟，他們都是經(jīng)過天安門城樓檢閱過的紅衛(wèi)兵，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為他們壯過膽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將”。他們蜂擁進入中門，一聲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來。蕭珊看他們深夜闖入，來勢洶洶，怕巴金被他們揪走，就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報告情況，要求民警出來干預。誰知派出所只有一個人在值班，迫于眼前情勢，不敢出來管。而那個為首的紅衛(wèi)兵發(fā)現(xiàn)了蕭珊的行動，跟著趕到派出所，竟然當著民警的面，用銅頭皮帶對蕭珊狠狠地抽了一下，以至左眼內(nèi)出血，眼圈四周發(fā)黑，作痕長時間沒有消退。并把他押回來，同巴金和他的兩個妹妹以及還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的21歲的女兒小林一起關(guān)在廁所里。蕭珊挨銅頭皮帶打的這件事讓巴金終身難忘。
巴金天天晚上要吞幾片安眠藥，才能入睡，他的滿腦子都是“想不通”，他雖然想不通，但又懷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徹底�，F(xiàn)在他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受苦，來凈化心靈，你們斗他，他低頭認罪，你們高舉雙手喊：“打倒巴金！”他也高舉雙手，高喊：“打倒巴金！”
《隨想錄》：“講真話的大書”
從反胡風、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別是蕭珊的去世，巴金經(jīng)歷了終身難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四人幫”垮臺后他的反思如巨濤翻滾，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a發(fā)泄出來。
于是在“文革”之后，巴金用了8年時間寫了150篇《隨想錄》，計有42萬字。巴金說：“五集《隨想錄》主要是我一生的總結(jié)，一生的收支總賬。”學術(shù)界認為這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是一部代表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價值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學范疇。
巴金在《隨想錄》(第2集)的后記中說：“是大多數(shù)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寫作是為了戰(zhàn)斗，為了揭露，為了控訴……”揭露、控訴、講真話，構(gòu)成了《隨想錄》的基本格調(diào)。它的可貴之處在于：在“文革”后極左思潮還禁錮著人們的思想之時，巴金率先拿起筆來開始“吶喊”。巴金比較早地提出“文革”不僅僅是“四人幫”的事，每個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參與者，是推波助瀾者，是有責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開刀，認為自己在“文革”中也說了假話。所以巴金在《隨想錄》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說真話，認為“文革”的產(chǎn)生是由說假話造成的。巴金說，說的真話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話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
他寫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個集子的合訂本的序言中所說：“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
捍衛(wèi)“講真話”
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要做到完全講真話，都是十分艱難的。當年巴金雖然不能完全地公開講真話，卻實實在在地為中國文學辦了幾件大事�，F(xiàn)代文學館的建立如果沒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現(xiàn)在還不知在哪呢！他親自創(chuàng)辦的《收獲》雜志在新世紀的今天也是公認的中國一流的發(fā)行量最大的能發(fā)表真正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刊物，而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講真話是分不開的。巴金以《收獲》為陣地發(fā)表了大量在當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作品。
但即使到了《隨想錄》已經(jīng)出版，老人宣布擱筆以后，那些陰絲絲的冷風仍然沒有消除對老人的敵意。1991年，北京一家報紙上公開發(fā)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擊老人晚年用生命來呼喊的“講真話”口號，這篇奇文以“真話不等于真理”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頭上潑去，甚至把“說真話”與“自由化”聯(lián)系在一起，誣陷“真話”是“投向黨和人民政權(quán)的石頭、槍彈”。這種言論里包藏的禍心，老人不會不知道，幾年來他幾乎過著隱居生活，不再發(fā)表驚世之論，以求安全度過晚年的平靜生活，可是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須捍衛(wèi)這個經(jīng)過幾十年慘痛教訓換來的人生格言。
于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舉行的第二屆巴金學術(shù)研討會上，老人發(fā)表了一篇公開信，反駁那些文壇上的鬼魅們：“我提倡講真話，并非自我吹噓我在傳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說明過去我也講過假話欺騙讀者，欠下還不清的債�！崩先苏娴幕鹆�，他憤怒地說下去：“因為病，我的確服老了……以后我很難發(fā)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還是要用行動來證明所寫的和我所說的到底是真是假，說明我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句話，我要用行為來補寫我用筆沒有寫出來的一切�！� (據(jù)信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