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傅光明,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研究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是在巴金倡導爭取下成立的,巴金曾為此捐款15萬,并一直支持文學館的發(fā)展。
中國新聞周刊:巴金在“五四”時代是怎樣的一個角色?
傅光明:他首先是一個作家,他用新文學的形式,通過描寫自己體驗的大家庭,以這樣的視角來很好地呈現(xiàn)了時代;其次他是個出版家,他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時,出版了那么多好的叢書,長篇小說,包括他在出版上的一些作法一些嘗試,預付稿費,嚴格遵循版權(quán)制度,版稅制度,從來不克扣。他作為一個人的本分善良,體現(xiàn)在他作為出版家的方方面面。
他還是當時各種隱形沙龍的核心,靠他的親和力,自然而然組織很多文化人,他扶植了許多文學新人。當年他看到曹禺的稿子,含著眼淚一口氣讀完,破例全部一次發(fā)完。但他從不愿說是自己發(fā)現(xiàn)了曹禺,而曹禺卻一直到晚年還在說,“沒有巴金就沒有他”。
我們認識巴金不能只簡單地只看到他作為作家的一面,可以說,作為其他角色,巴金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巴金,您怎樣評價?
傅光明:從1949年以前寫《家·春·秋》的巴金,到文革以后寫《隨想錄》〉的巴金,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發(fā)展到每一段落,他幾乎都有與之相適應的作品?梢哉f,巴金是與時代同步的作家。我們看待巴金的作品需要客觀地還原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上去。
比如在上世紀50年代,巴金寫的慰問志愿軍的作品,用現(xiàn)在的標準看來太過直露,甚至有頌揚意識形態(tài)、歌功頌德的嫌疑。但是看一個東西要歷史地看。當時中國處在那樣一種情況下,志愿軍保家衛(wèi)國,而巴金作為一個作家,他認為作家的職責就是該在最危險的時候出現(xiàn)在前線。
到了1957年反右,他的許多朋友被打成右派,他沒有說很慶幸自己幸免于難,而是真誠地覺得,他的朋友們真的思想有問題。在當時,這也是正常不過的。他可能會對他們說,你好好改造思想,但他作為一個善良的老實人,從不做落井下石的事。他可能軟弱,但他不狠毒,不奸詐。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也有人以死來抗爭的
傅光明:可以這么說,文革時的老舍和巴金正好呈現(xiàn)出知識分子對待精神壓迫不多的可選擇的方式中的兩種。一個就是老舍選擇的死,以死來表現(xiàn)他們最后的抗爭,一個就是巴金,正因為他的“軟弱”,他選擇茍活下來。
這真是軟弱嗎?我講一個細節(jié),巴金被批斗的時候,在牛棚里不停默默地背誦著《神曲》,這不是反抗這是什么?只是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反抗的方法不同而已。死就一定代表抗爭,代表不軟弱,而生就是軟弱嗎?確實老舍、傅雷的死是對待精神壓迫一種直接的震撼的反抗姿勢,但是,要是沒有巴金“茍活”,他能在后來寫《隨想錄》,更全面地反思那段歷史嗎?生存本身就是抗爭。“軟弱”有時是一種策略。
中國新聞周刊:有一些人認為巴金在《隨想錄》里也是不夠有勇氣的。
傅光明:應該說每個人有不同的批判方式,我們可能在某些時候需要激烈的、革命家似的轟炸,在某些時候則需要策略一點的方式。上世紀80年代初巴金寫《隨想錄》的時候,國內(nèi)都不給他登,只有香港的《文匯報》給他登,如果巴金一開始就采取激烈的抨擊,(當然以巴金的性格他也不會這么做),但如果他這么做的話,當時的環(huán)境說不定連《文匯報》都不會給他登,連一個發(fā)表的空間都沒有。
應該看到,中國的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已經(jīng)是非常寬松了,你把自己放到那樣的環(huán)境里,即便你只是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你敢像巴金這樣公開主動的懺悔嗎?巴金先生這么做,正在于他有勇氣,他的初衷正在于“我先讓自己下地獄,我先反思我自己,在我曾經(jīng)歷的地獄當中,我該在第幾層”。
我們不能只是因為他沒批判外部體制,就說他軟弱,事實上把罪過全部歸在外部因素不敢反思自己的人才是最軟弱的。而我們應當看到歷史的細節(jié)就是許多人細節(jié)組成的,從這個角度看,巴金已經(jīng)作了很好的歷史記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蔡崇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