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政治的邪惡是可怕的，人們不可能在今天出賣了靈魂之后，宣稱明天還可能找得回來。當邪惡與權(quán)力并存，政治所有的基本目標和法治、責任、寬容、尊重就會全部消失。而讓幫派、奉承、分贓、欺壓等都得到機會。當邪惡傳染到整個體制。就會造成體制的不務(wù)正業(yè)與崩壞無能。今天臺灣不就是個例子嗎？
有鑒于政治邪惡之可怕，近代最早研究政治邪惡與罪惡的思想家漢納鄂蘭遂指出：“只有那些對人類會造成無可逃避的罪惡知道恐懼的人，以無懼的、不可妥協(xié)的態(tài)度，在任何地方反對這種不可測度的邪惡，人類始可有厚望�！�
只是話盡管如此說，面對政治的邪惡與不擇手段，當它初起并訴諸集體亢奮時，除了極少人之外，多數(shù)人，特別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多半會在畏懼下刻意閃躲，以求明哲保身，有些人則急忙附和并表現(xiàn)得更加神勇以求利祿。前面已提到的羅逖教授即指出：“面對政治的邪惡，散漫而猶豫的反對，其實只會讓他們變得更相信自己的厲害與高明。邪惡只有改變時代的整體環(huán)境氣氛始能讓制造恐懼者知道畏懼�！�
但對這一點，臺灣的知識分子表現(xiàn)得如何呢？我們每個人都會自鳴清高地說出“不要搞撕裂分化族群”之類的空言，但每逢具體的問題出現(xiàn)，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這種基本的因果責任就不再敢去談?wù)摚粫䦟⒁磺泻喕勺畎踩摹安灰{綠惡斗”�！鞍踩呐u”乃是臺灣當今的主流，無論發(fā)生任何問題都刻意閃避掉要點，而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發(fā)言。臺灣的權(quán)力加速惡質(zhì)化，這種鄉(xiāng)愿式的“安全的批評”，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扮演了護航者角色�。h納鄂蘭所謂的“無懼的、不可妥協(xié)的”原則，在臺灣竟然稀薄到如此可憐的境界！這時候，李登輝會說出“搞仇恨最不好”、“選錯人，人民受罰”，盡管他有其選舉上的考慮，但他會說出“搞民主的人反民主”這種話，也可真算是空谷跫音了！
邪惡是人類不可忽視的心靈元素，近年來隨著邪惡政治的增多，它已愈來愈受到人們的注意。
邪惡者只用邪惡來掩飾自己的敗壞，要用群眾的沉淪來裝扮自己權(quán)力的無所不為。臺灣的人又怎能不格外提高警覺呢？這是政治的學(xué)費，代價最后還是由人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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