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哥足球隊在參加非洲杯賽途中遭恐怖分子襲擊,致2死7傷,多哥政府決定球隊退賽并用總統(tǒng)專機接回,總理宣布進入三天的全國哀悼日。
多哥隊曾7次參加非洲杯足球賽,但每次都止步于小組賽。這一次,球隊原本決定繼續(xù)比賽,以告慰亡靈,但多哥政府堅持認為,在安保不足之下比賽,對球隊每一分子及其家庭都是不負責(zé)任的。
這引出了一個嚴肅而略顯宏大的話題:任務(wù)和生命,孰重?多哥盡管是聯(lián)合國公布的世界最不發(fā)達國家之一,但經(jīng)濟貧困看來并沒有導(dǎo)致他們精神貧困。這種對保全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也是普世準則。
這也引出一個異想天開的話題:假如遇襲的是中國男足呢?我們會不會堅持執(zhí)行比賽任務(wù),并將其變成展示超人性的舞臺,刻意地“化悲痛為力量”?
我們是有這個傳統(tǒng)的,中國足球也不例外———徐根寶說“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線”,戚務(wù)生要“寧可悲壯死,不愿窩囊活”,閻世鐸“頭戴荊冠,身背十字架,腳踏地獄門”,謝亞龍“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個個都曾有一副視死如歸的架勢,不過,豪言說過,如同放完一個郁積已久的宿屁,現(xiàn)在大家都挺滋潤地活著。
其實,中國人“置生死于度外”是裝出來的,實際上從來“視生命如草芥”。魯迅心中,中國有一部“人吃人”的歷史,而近現(xiàn)代,他看到中國人不乏興致地做“看客”,圍觀外國侵略者殺掉同胞,又為漠視生命的世道人心做了一回注解。當下,這種無所謂生命消逝的現(xiàn)象依然存在,“帶血的GDP”之聲不絕于耳,比如一樁又一樁礦難,一單又一單水源、食品污染和有毒有害事件。更無人道的是,有人把智障人士騙到礦山打工,伺機殺害以制造虛假礦難騙取賠償,演出當代版的“吃人”!
有上述社會背景,加上中國男足的口碑和定位,若遭遇恐怖襲擊的不幸,被國人以“多他一個不多,少他一個不少”的心態(tài)對待的可能性顯然不低。但是,生死當前以貴賤、高低、好惡分之,恰恰是當下中國經(jīng)濟騰飛但精神尚未脫貧的證據(jù)之一。
·汪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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