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對內(nèi)地人而言是個絕對的大師,從上世紀(jì)80年代,他的作品傳入內(nèi)地,他開始被一些大學(xué)人士推崇為大師。在一片追捧與崇拜之后,金庸也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對他的一切贊美,他成了國學(xué)大師、武俠大師、最具傳統(tǒng)文化根基的文人,而他的作品也被內(nèi)地電視機構(gòu)一部部地重拍,而且就像對待古典名著那樣心懷不安,頂禮膜拜。
金庸的小說,如果過去評價過低的話,那么,提升一下也無妨。但熱情過度、學(xué)識過淺的一幫人起哄,非把他推到大師地位,就有點可笑了。李敖就認(rèn)為:“我是不看武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訓(xùn)練、認(rèn)知訓(xùn)練、文學(xué)訓(xùn)練,我是無法接受這種荒謬的內(nèi)容的!
事實上,金庸的武俠小說,如果仔細想一想,真的不太高級。
比如,金庸小說強調(diào)的所謂神功主義,就是無限夸大武功的能量。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盡管也強調(diào)吃苦的、長久的訓(xùn)練,但更多是強調(diào)所謂神功秘笈的作用。盡管,大家都很努力,但一個毛頭小伙,只要能神奇地得到高人指點,便功力大增。為了使一些角色神功更奇,金庸還會讓這些人先天就具有奇異的能力,比如,喝了神奇動物的血,受了內(nèi)力極大的掌擊,之后,在高人指點之下,這一切都成了自身的功力。
金庸小說不高級的地方還有不少,比如,濫用歷史,拉大旗作虎皮地將大量野史、傳說進行胡編,從而提高小說中武俠人物的歷史地位和神通。于是,郭靖成了成吉思汗的準(zhǔn)女婿,陳家洛與乾隆成了兄弟,韋小寶更成為清除鰲拜、參與平三藩、收臺灣,甚至改變沙俄歷史的重要人物,而康熙則成為白癡式的陪襯。這種寫法,與人們對待歷史“那點事”的獵奇有很大關(guān)系。什么明教、全真教,在他筆下都成了武俠幫派,歷史在金庸筆下是可以隨意鋪陳的。
在不少推崇金庸的人士眼中,金庸武俠小說寫出了一種大俠、大義、大愛,甚是蕩氣回腸。而在這方面恰恰是金庸最偽善的地方。所謂這些大仁大愛,無非就是金庸強化故事吸引力,使人物矛盾更尖銳的手法。金庸總是將一些人物人為地置于矛盾之中,比如,陳家洛、乾隆兩兄弟代表反清與反反清的雙方,同時,他們還都愛著一個人。比如,楊過與郭靖有殺父的恩怨,而郭靖與成吉思汗有感情卻又有民族矛盾。金庸筆下這種極端沖突太人為、太設(shè)計,從而也就很商業(yè),很偽善。
到了《鹿鼎記》,金庸的偽善,或是金庸的市場手腕更露骨。表面上講,他塑造的韋小寶,是想像魯迅的阿Q一樣有批判力,但事實上,韋小寶幾乎滿足了大量街頭草根人群的白日夢。韋小寶可以不學(xué)無術(shù)卻平步青云,韋小寶無能卻有無限的好運氣,可以金銀無數(shù),美女無數(shù),可以視金錢如糞土,還可以在不違背立場,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左右逢源,化解各種危機。這樣的人物,自然會使金庸小說的一般讀者得到極大的心理滿足。滿足阿Q和批判阿Q絕對不是一回事,《鹿鼎記》只是前者。
李敖在文章中,曾引用胡適對武俠小說的評價,那就是“下流”,這里的下流應(yīng)是指品級不高。盡管,金庸在努力提升武俠小說的地位與水平,但它滿足一般讀者獵奇心理的特性是不會變的。與其分析金庸小說的藝術(shù)性、思想性,不如分析他小說中的技巧、套路。在港臺與內(nèi)地對待金庸作品的方式上,內(nèi)地總要往大主題、大意義,經(jīng)典,大師上想,而港臺更能理解金庸的文化背景,他們始終將其定義在娛樂消費的層面,這也就是為什么港臺拍金庸作品很活、很靈,而內(nèi)地卻死板、擰巴的原因。
不知道什么時候金庸武俠小說被廣泛定義為“成人的童話”,這也太唯美、純情了點。其實,這類小說也就是煙酒一類可以讓人興奮,也可以讓人麻醉的一般消遣而已。
本報記者 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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