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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人大代表、打工妹詩人鄭小瓊說，大部分工廠每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有的甚至上百小時。與辛苦付出相對應，城市似乎并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等現象。與“三低”對應的，則是“三多”——工傷及職業(yè)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人民日報》6月20日)

　　年初國務院發(fā)布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提法。僅半年時間，富士康青年員工的次第跳樓事件，就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美好愿景撕開了一個個傷口。城市應選擇什么樣的繁榮路徑？城市和鄉(xiāng)村到底應如何互動？新生代農民工這個龐大群體如何在城市發(fā)展中有尊嚴地生活？這些都值得認真思考。

　　如果聽任“三低三多”大行其道，必將嚴重擠壓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發(fā)展空間，剝奪其參與社會博弈的能力。就像打工妹鄭小瓊寫下的詩句那樣，“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線的某個工位，用工號替代／姓名與性別，在一臺機床刨磨切削／內心充滿了愛與埋怨”。

　　現實地看，新生代農民工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甚至會產生大批既不能進城又回不了鄉(xiāng)村的邊緣人。占到中國外出打工農民60%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過億人，盡管他們在幼年、童年就隨著父母在城鄉(xiāng)之間游弋遷徙；他們在城市里的軌跡不外乎打工子弟學校、鐵門緊閉的工廠，城市對他們的接納顯然有所保留，盡管他們很愿意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

　　同樣，“三低三多”也是國家推進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構想的很難被忽略的制約因素。如果大批實際上已工作、生活在城市里的新生代農民工，不能得到應有保障和回報，則一方面，不同群體之間收入水平、社會福利的不公平會在社會成員內部產生斷裂，從而產生強烈的對立感；另一方面，這些被動流動的人群既然不能從主流社會那里獲得認同，他們總要設法尋求自己的空間，從而產生政府之外的強力組織甚至出現“黑惡化”。

　　此前，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暴露出的僅僅是工廠內部的秩序問題，然而，這種低待遇、高強度的狀態(tài)注定會波及社會，產生共振，成為必須正視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應從招商引資、增進GDP的迷障中跳出來，從長遠發(fā)展的高度增加工人與資方博弈的能力，強化工會作用，提高工人收入和福利。

　　中國近幾十年來的高速發(fā)展，很大程度上獲益于工人特別是前赴后繼、代際相傳的農民工的人力優(yōu)勢，我們在承認歷史貢獻的同時，切切不可固化這種歷史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不能依然將低工資作為一種資源優(yōu)勢、一種談判籌碼，甚至是一種制度安排。要知道，第一代農民工既能“負重”也能“忍辱”，是有特殊歷史情境的，新生代農民工無論從思想意識還是情感價值上，都不會也不愿接受顯失公平公正的社會處境。胡印斌